历史视野里的资本主义危机与批判传播学之转机

作者:中国史

由于中国和信息传播是理解这场危机的两个关键领域,中国新闻传播学通过跳出既有的“主流”研究框架甚至学科本身,重新引入马克思主义批判社会科学的视角,来检视当下这场危机中的传播实践及其与这场危机的互构关系,就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这不但能够拓展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议题并使其超越东西方对立而获得跨国性和跨文化特质,而且能将研究从所谓价值中立的科学主义路径之中解放出来,使其具有真正的现实主义取向和实践指向。危机批判传播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赵月枝,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西方资本主义的持续危机使得“进入社会主义,还是退回野蛮社会”的口号愈发给人以启示,“马克思回来了”已经成为当下批判传播学界的新发现、新课题和新动力。2016年10月20日下午,光启读书会第四期围绕由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文森特·莫斯可主编,传播驿站工作坊译、校的《马克思归来》进行了主题研讨。本次读书会吸引了来自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各大高校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在半天紧凑高效的学术讨论中,与会学者各自从阅读《马克思归来》一书的感受与思考出发,就在今日之中国,谈论马克思归来,是一种修辞还是社会语境?是一种想象还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意识?谈论马克思的归来对今天的青年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今天的学术青年又如何重新激发出作为历史遗产的马克思其本自具有的逻辑说服力与情感感召力?我们怎样在某种可能的历史转向中真正寻找和把握一个边缘性的思考位置?等一系列重大议题展开了热烈探讨。

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主导承办的“传播、文化与全球南方”第八届四校联合国际暑期班在浙江省缙云县举行。笔者是暑期班实地调研的带队老师之一,在暑期班最后一天,就此次暑期班实践所昭示的传播研究新思路,采访了主要策划人赵月枝教授。赵月枝教授认为,传播研究需要克服麦克卢汉“地球村”概念的局限,从全球县面深入、纵贯到乡村层面和不平等全球社会的底层,并在此基础上想像新地球村的未来。全球南方新地球村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实践张志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全球南方”视野下的拉美传播及中国思考》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4vjC860039.

危机;批判;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教授;新闻传播学;传播学院;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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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地球村;赵月枝;传播研究;新实践

内容提要】 2008年以来全球资本主义旷日持久的全面危机,不但使支配性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有了被全面检讨的可能,而且使批判马克思主义有了被重新激活的可能。由于中国和信息传播是理解这场危机的两个关键领域,中国新闻传播学通过跳出既有的“主流”研究框架甚至学科本身,重新引入马克思主义批判社会科学的视角,来检视当下这场危机中的传播实践及其与这场危机的互构关系,就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这不但能够拓展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议题并使其超越东西方对立而获得跨国性和跨文化特质,而且能将研究从所谓价值中立的科学主义路径之中解放出来,使其具有真正的现实主义取向和实践指向。

第四期光启读书会:传播驿站工作坊《马克思归来》

摘要】2016年6月21日至7月2日,由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英国西敏寺大学传播与媒介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主导承办的“传播、文化与全球南方”第八届四校联合国际暑期班在浙江省缙云县举行。这次暑期班以全新的理论狈.野和丰富的农村实地调研为来自国内外20多所高校的青年学子开拓了学术空间。笔者是暑期班实地调研的带队老师之一,在暑期班最后一天,就此次暑期班实践所昭示的传播研究新思路,采访了主要策划人赵月枝教授。赵月枝教授认为,传播研究需要克服麦克卢汉“地球村”概念的局限,从全球县面深入、纵贯到乡村层面和不平等全球社会的底层,并在此基础上想像新地球村的未来。

关键词】 危机 批判传播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

在上海师范大学外宾楼101会议室举行

关键词】全球南方 新地球村 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 实践

作者简介】 赵月枝,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石力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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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志华

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在《传播与阶级斗争》(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这部批判传播学大型英文文集的序言中曾写道,历史上有些特定时刻,“特别青睐对现实的批判分析”(Armand Mattelart,1979:p25)。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又进入了这样一个催生批判学术的历史契机(Zhao,2010)。

赵月枝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

在英文学术界,面对资本主义新一轮的危机,致力于信息时代批判传播研究的Triple C(Communication,Capitalism,Critique)——3C(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学刊于2012年出版的《马克思归来了》特刊,体现了批判学者通过重读马克思来重新武装自己,以在批判学术道路上再出发的努力。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对此也有着敏锐而积极的回应。例如,2010年12月,中外批判学者在复旦大学召开了“重构批判研究的理论视野——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理论”国际研讨会。紧接着半年之后的2011年5月,同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传播与社会变迁”的国际研讨会,激发了中外学者从批判的角度检视当下国内外传播与社会层面中的一系列重大议题。2013年7月,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论坛,旨在探索有全球视野和中国立场的批判传播学理论和方法论前沿,而围绕《马克思回来了》的译介所同时举办的“传播驿站”工作坊,则力求让青年学人在对国外最新批判研究成果译介和批评的过程中获得批判研究的视野与基本方法。与这些学术活动相辅相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15年的“批判传播学年会”上推出了“批判传播学书系”。本文首先简要讨论历史视野中的资本主义危机和批判传播研究的关系,然后以该书系中即将出版的大型论文集《批判传播新视野:危机与转机》为例,讨论当下批判研究的一些新面向。①

(Simon Fraser University,Canada)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全球南方”视野下的拉美传播及中国思考》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4vjC860039.

始于2008年的资本主义全球性危机不仅存在于金融和经济领域,而且影响与蔓延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既存在于民族国家的内部,也存在于民族国家之间。因而,它不但使得支配性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有了被全面检讨的可能,也使得批判马克思主义在解释与处理当代危机时有了被重新激活的可能。正如美国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早在2003年就指出,马克思主义没有因为社会主义的挫败而失去生命力。相反,它“继续提供对资本主义最全面的批判和对可行未来最令人信服的指导。事实上,资本主义的长寿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长寿”(Burawoy,2003:p.193-194)。当然,布洛维也强调,正如资本主义在不断重建自己一样,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套坚持思想随着物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学说,也需要不断更新自己。因此,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用以处理其当下的问题(Burawoy,2003:p.194)。

全世界马克思主义批判传播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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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新闻传播学而言,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整个学科是在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背景下,在批判与反批判的较量中发展的。1930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和随后的“二战”,催生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播思想。战后的美国自由—多元主义“主流”传播学和“传播与发展”理论,则在以下学术政治议程中滥觞并很快建立起其主导“传统”的地位:对法兰克福学派有关“单向度的人”理论的批判,对该学派有关大众媒体可能隐含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担忧的不以为然,对战后福利资本主义社会的信心,以及冷战语境下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对后殖民国家的意识形态争夺。1960年代的到来,尤其是1970年代初开始的战后福利资本主义的危机以及“第三世界”的抗争,又催生了以激进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文化研究和后殖民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批判传播学,而本文开头所引的《传播与阶级斗争》大型文献集,就是影响了整整一代批判传播学人的奠基性文献。此后,正如丹·席勒(Dan Schiller)在《传播理论史》一书中所观察到的那样,诸如“传播与发展”这个主流学术范式的先驱罗杰斯(Everett Rogers)也不得不承认“主流典范的消失”和“激进派十年的攻坚起了作用”,从而致使代表主流的“这些传统再也没有正当性可言”(席勒,2012:p.132)。

联合起来

谢谢上海师范大学的邀请,非常高兴来参加这次活动,更高兴的是,光启读书会是我从浙江缙云乡村回到温哥华旅程中的第一站,接着我马上要去北京,点评西方批判传播学者丹·席勒在北京大学讲数字资本主义。在浙江缙云的学术活动和上海、北京的两场学术活动,都跟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研究有关,在我的旅程中,这些活动连在一起了。也让我非常高兴的是,有这么多非新闻传播专业的老师,尤其是中文系的各位,还有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文化研究的学者来参加这个活动。

中国的新闻传播领域可能是受麦卡锡主义和冷战意识形态影响最深的领域。如果有一个马克思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领域,这个马克思可能就是向普鲁士当局争取新闻自由的马克思。用自由主义的新闻自由话语解读的马克思,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最重要的马克思。正因为这样,新闻传播学科是一个非常需要其它学科的学者帮助,重新认识自己,续接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领域。历史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传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也指导了革命过程中新闻事业的发展。在现在这个阶段,怎么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新闻传播实践重新结合起来,是一个重大理论课题,也正是这样的课题,让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把焦点放在这本书上。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套书的背景。在西方批判传播学界,这套书不是第一套大型论文集。大家知道,作为一个学科,传播学是在冷战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下产生的。1960年开始,传播学科中出现了批判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主流或“冷战传播学”进行了批判。这里有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依附理论影响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也有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

曾经影响了一代西方批判传播者的一套大型文集是马特拉和合作者主编的、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出版的《传播与阶级斗争》。这套书分上下册,上篇批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里面有马恩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经典论述,有第三世界学者的论述,也毛泽东的文章。下篇是社会主义,有文革的时候,上海街道的工人如何掌握计算机技术的讨论,从而展现了社会主义技术路线和另类技术发展道路的可能性。普通工人怎么通过群众路线把握信息技术,而不是让技术把握工人这样的讨论,是非常前沿的。在这部文集中,上册有毛泽东的文章,下册有文革时期的另类技术路线和技术实践的讨论,这意味着,社会主义中国的传播思想和传播实践,在当时的国际批判传播代表性文集中,是以主体的身份在场的。从那时候到眼下这一套《马克思归来》,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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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芒·马特拉主编

《传播与阶级斗争》(Communication and ClassStruggle)

这是2008年以后出来的一套书,反映了西方批判传播学者对马克思重要性的重新认识。或者说,这是在西方学界,甚至《纽约时报》、《外交政策》这样的主流媒体上,马克思普遍“回来”的语境下,传播学者的贡献。这套书的这两位编者中,一位是出生于奥地利的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他先后在本国、瑞典和英国的大学工作,是一位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另外一位学者是我们熟悉的加拿大老资格学者文森特·莫斯可,现在已经退休。从莫斯可的学术经历,我们可以看到我刚才说的批判传播学与主流传播学的关系:莫斯可的导师是丹尼尔·贝尔。贝尔写过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是一位有冷战意识形态的学者,作为批判学者的莫斯可就是从这样的学术母体里脱胎出来的。作为批判传播学者,莫斯可一个重要项目的问题意识,是《共产党宣言》最后那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信息时代版:全世界信息工人阶级会不会联合起来?这是一个大问题。不过,基于我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交往的切身体会,我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传播学者都因种族、性别等隔阂不能联合起来,我们怎么能希望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或许,工人阶级的联合比东西方批判学者的联合更容易?

基于这套书的两位编者,我们可以说,它是西方白人左派两代批判学者合作的结果,而且年轻的福克斯是第一位编者,莫斯可是第二位。这套书是通过刊物特刊征文的形式,编辑而成的,而不是两位编辑特邀学者来写。这份刊物的名称是TripleC (Communication,Capitalism & Critique)——3C《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学刊,是份网络杂志,福克斯是主编。征文形式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吸引了很多不同的学者,尤其是博士生。我自己当时的博士生罗伯特·普雷也是作者。福克斯发过我征文启示,我忙不过来就没有写,也预想到,如果我不写,就可能没有人为这次征文从中国传播的角度写文章,果不其然,真的没有。不过,这套书作者的代表性还是比较全面的,有很多欧洲学者,也包括老中青学者。但作者群中,在西方批判传播学界已经有较大影响的老资格学者不多,只有写委内瑞拉的Lee Arts,他的文章基于自己研究委内瑞拉一本书;还有分析新媒体语境下美国宣传的GeraldSussman,他们属于受《传播与阶级斗争》影响的一代批判学者。总体而言,作者群体反映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整体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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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3C《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学刊

整套书的结构也很有意思。四个部分基本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传播研究的问题意识,但也有模糊之处。第一部分,马克思、媒介、商品与资本积累,关注的是在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下传播的商品化和在资本积累中的角色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最拿手的领域,其中有不少很有深度的文章。第二部分,马克思与意识形态批判问题。这方面文化研究学者做得更多一些,也有政治经济学者和文化研究学者长期的争论。第三部分,马克思与媒介使用。说这一领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盲点或者是弱点有点不确切,但这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很少研究的领域,而这也正是主流传播研究的焦点,整个是效果研究,就是关于媒介使用问题。最后一个部分,马克思、可代替/社会主义媒介和社会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另一个重要领域。

接下来,我讲一下组织翻译这本书的背景。2006年,我和新雨、建三一起参加北京论坛,谈到国内搞“马工程”的一些困境和学生不欢迎一些死板的东西的现状,感觉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方面,不如我们自下而上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2008年后,刚好这套书出来了,我觉得可以借译介这套书的机会来培养中国的新一代批判研究学者。这首先是为年轻学者提供一个接触西方学者、尤其是类似我自己的博士生这样的年轻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问题意识的机会。通过这个过程,可以训练国内年轻学者对国外批判传播学术的批判能力,从而为促进马克思主义框架下的中国传播研究发展,提供一些思路。作为这一努力的制度建设部分,我牵头在中国传媒大学成立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新雨在复旦大学成立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研究中心。我们招兵买马,组织了“传播驿站”,以传、帮、带的方式,吸引年轻学者加入这部书的译介过程。整个过程,我在作为本书代序的“传播驿站: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成长笔记”中有交代,这里不多说了。大家热情很高,但也碰到不少困难,许多年轻学者,包括在座的好几位,在项目的关键时刻,被抓了“壮丁”,为完成翻译花了大量的心血。由于工作量太大,我自己没能全部校对,另外,虽然单篇有导读,整本书缺了一个导读,我原计划当后记的关于“传播驿站”怎么搞起来的东西,成了代序。总之,这本书不管从原着角度,还是从译作角度,都有缺陷。但是,我们今天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抛砖引玉的东西来讨论,在这个语境下怎么发展我们的批判传播学,这才是最重要的。

关于书的内容,我就讲两点。第一点涉及与第一和第二部分有关的“受众商品论”及围绕这一理论的最新讨论。我们知道,西方批判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界,在本书第一部分有关传播与资本积累和第二部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问题意识之间,有一个着名的“盲点争论”。这一争论由当时在西蒙·弗雷泽大学的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发起。他认为,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只关注媒体的意识形态功能,但是没有关注媒体尤其是广告资助的媒体,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经济角色,也就是媒体资本家通过把受众当商品卖给广告商,让受众成为消费者,从而让资本实现剩余价值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在斯迈思看来,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在“受众商品论”中,卖掉的不是媒介的产品,而是受众,受众在看电视的时候,也在劳动,创造剩余价值。不过,有一段时间,这一争论被忘记了。新媒体出现以后,许多的学者,包括一批受自主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原来的电视受众变成了现在的既是消费者又是内容生产者的生产消费者个体。就这样,受众商品理论在新媒体时代得到了发挥和光大。本书主编之一福克斯也把这一理论当作重要思想资源,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跟今天新媒体关系,发展他的马克思主义网络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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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minating the Blindspots: Essays Honoring Dallas W. Smythe

不过,“盲点争论”本身又有了新的发展。本书的作者之一,我的博士生罗伯特·普雷就认为,受众商品论中电视观众看电视的时候,实际上创造了剩余价值这一观点,违背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价值论。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普雷认为,媒体资本家得到的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租金的一部分。基于拉菲伏尔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资本积累的过程,是不断创造空间的过程,媒体资本家创造了媒体空间,通过把这一空间出租给广告商,以租金的形式得到了雇佣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如果认为在休闲时间上网和玩手机的时候,人们都在创造剩余价值,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富士康工人的生产和消费者看手机时的“生产”,难道是可以等同的吗?质疑受众商品论中受众生产剩余价值的观点,目的是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来源学说,从而把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和我们看电视和上网时的“劳动”分开。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面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不平衡分布,这一区分有重要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意义。不过,在本论文集中,许多作者依然接受了盲点争论中的受众创造了剩余价值的假定。普雷也是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才提出对这一假设的挑战的。

关于本书内容的第二点涉及本书中中国的不在场问题实际上,不仅中国,在本书最后有关社会主义和另类媒介的部分,整个国际共运的历史都是被忽视的。其中有一篇文章,在讨论可替代社会主义媒介与社会斗争时,通过引用张戎的书和傅高义来处理中国问题,这让我们觉得情何以堪。与此相关的是对国家问题的处理。总之,在讨论社会主义和另类媒体时,国际共运的历史被遮蔽,整个苏联东欧的历史经验和中国的经验,都被当成负资产。正因为这样,本书导论中在借用伊戈尓顿来回应各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时,就显得特别的薄弱。这些,当然是我们中国学者面临的挑战。

正是出于不想马克思主义被再次“活埋”的考虑,我和新雨开启了在新闻传播领域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努力,而出版批评传播学书系是我们的工作之一。感谢倪卫国老师和出版社,他们为这部书付出了很多努力。值得关注的是,不久前,复旦大学和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了促进马克思主义新闻研究的科研和教学基地。更有意思的,最近,中国社科院有人找到我,说要系统重新出版马恩着作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我们这套书被专家们看上了,要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最新成果之一,在重庆出版社重新出版,还要我们写个导读。被纳入“马工程”,这是好事,我们好像最终也逃不掉写导读。今天我带着耳朵来,听听大家对这套书的点评和批判,也希望能早点交差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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