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阈下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

作者: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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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称作“私人走到一起形成公众,准备驱使公共权威在公共舆论面前使自身合法化的论坛”。公共舆论作为这一领域的终极权威,被看成思考的个人通过持续不断的公开讨论所总结的普遍理性。公共权威是否合法,要看其是否在公共领域之中得到了经由自由辩论而产生的公众舆论的支持。

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大众媒介;资本;传播

摘要】 自哈贝马斯区分开公共领域和社会生活中的私人领域和政治权力领域,并建构了理想化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模型之后,学术界对于理解公共领域展开的争论便层出不穷。和传统媒体相比,传播自由和权力之间的博弈对网络公共领域的建构和消解产生重要影响,因此需要从法治国家建设、传媒体制改革和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等角度出发重构网络公共领域。

  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在每一次私人聚会、形成公共团体的谈话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领域生成。然后,他们既不像商人和专业人士那样处理私人事务,也不像某个合法的社会阶层的成员那样服从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限制。当公民们以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协商时,他们作为一个公共团体行事——也就是说,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有聚会、结社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Habermas, 2001: pp.102)

    阿伦特有一个独特的三分法的观念架构,她把人类活动的形态分为三种:劳动、工作和行动。政治是最重要的行动形式,而行动实际上是人类之间的互动关系,公共领域是由人的行动所开创与塑造的。

哈贝马斯认为,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性产生之初的启蒙理想走向了它的反面,工具理性统治着现代性世界。启蒙哲学家们告诉我们国家是主体间根据其个体幸福的目的而设立的理性契约,因此个体目的优先于国家。但伴随科技的发展与专业化的分工,技术的工具化思想或工具理性成为现代性世界的运行法则,使我们遗忘了根据目的论的道德理想来行使公共事务的能力,例如,国家成为一个自我运行的系统,它悬浮于个体的切己的生活世界之上,它的运行完全不考虑个体的生活世界,而是一个各个部门和科层间按程序运行的机械。简言之,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的问题是国家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离,技术理性遮蔽了历史的——目的论的生活世界。

基金】 山东政法学院项目“网络文学出版的内容管控与版权保护机制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4Q14B

  公共领域的规范性界定以及“重新封建化”

第四节  哈贝马斯的理想情境

公共领域的存在或许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公民大会、城邦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区分。古代的哲学家们就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例如:亚里士多德称人是城邦的动物,就是说个体的存在是共同体中的存在。这个观点或许会令我们想到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个体的生存是在同世界与他人的关联中的存在。但海德格尔认为,个体的真正存在是第一人称的和单子的,因此个体的实际生存是共在与独在的统一。不过,哲学家们对公私问题的思考不同于作为社会科学论题的公共领域问题。一般认为,在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汉娜 . 阿伦特起了中介作用,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讨论了公共领域问题,但她的公共领域的概念主要还是指古希腊式的与家庭隐私有别的空间。哈贝马斯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及其结构转型》受了阿伦特的影响,第一次将公共领域问题专题化。哈贝马斯与阿伦特不同,阿伦特的研究工作属于政治哲学范畴,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与大众传媒有关,还与现代性国家以及民主问题相关,属于社会科学领域的论题。

权力;传媒;哈贝马斯;传播自由;网络文学;研究成果;博弈;区分;关键词;体制改革

  要讨论传媒对于民主政治的影响,公共领域是一个核心议题。当代民主理论将公民参与的形式和公共舆论的质量作为衡量民主健康与否的重要指标。而以各种传播媒介为载体的公共领域正是公民以话语的形式参与民主进程的场域。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界定和历史研究为我们在社会变迁和新媒体发展的语境下批判性思考民主制度的现状提供了理论框架。本文致力于辨析网络媒体所孕育的话语实践是否有助于社会与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研究在两个方面为本文的评估提供了逻辑起点和判断依据。首先,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进行了规范性的界定。也就是说,并非具有特定的媒介技术或者存在某种公共话语形式,就可以认定一个社会具有公共领域。能够为民主化服务的公共领域必须具备一系列特定的条件,对这些条件的考察、评析和判断就构成了我们评价一个社会中现实存在的话语环境是否能被称为健康的公共领域的依据。另外,哈贝马斯在对于西欧公共领域演变的历史研究中,得出了当下大众社会中的公共领域重新封建化的结论。因此,要判断以网络媒体为载体和工具的新的话语实践是否具有公共领域的特征,我们也要从两个层面来进入这一讨论。第一层当然是将网络媒体话语的各种元素与公共领域的规范性定义作比较,看其在哪些方面符合或者不符合理想公共领域的各种条件,并讨论其背后的原因是出于媒介技术的特性、社会制度的塑造等结构性因素,还是社会心理、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能动性的因素。第二个层面是将网络媒体与传统的大众传媒相比较,看新媒介技术的加入构成了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秩序怎样的关系,塑造了怎样的传播与沟通环境,是强化了还是扭转了公共领域重新封建化的趋势。正如本文标题所示,文章得出了在实然层面当下中国的网络媒介延续甚至强化了公共领域重新封建化的结论。但是秉承哈贝马斯所代表的批判理论传统,作者也将在文末指出新媒体技术在应然层面对于建设理想公共领域、推进民主政治所能够做出的贡献,以及要实现新媒体的解放性潜能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条件与努力的方向。

    这本书的基本框架是第一章讨论公私之辩,第二章讨论共有媒体,第三章讨论网络上的个人空间,第四章剖析网上的公共讨论,第五章提出有哪些因素导致了共有媒体中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界线的消解,在此基础上,重新对公与私的问题进行推理,第六章分析互联网对建立中国的公共领域的促进作用,以及建立过程中面临的障碍,最后是本书的结论。

哈贝马斯对现代性开出的药方,诉诸交往理性,具体而言以公共领域的桥接功能弥补国家系统与生活世界的鸿沟。正如下文将指出的,公共领域的本质是大众媒介。按照杜威的媒介仪式理论,个体对媒介的使用中经历着一个仪式,个体要转换为公众并参与公共事务。哈贝马斯也是持此致思取向,但是他认为私人的功利目的搅乱了公共领域的自由主义秩序、使得国家权力以调控的幌子得以渗透公共领域,资本力量也借助进入市民社会的政府权力而为自己牟利,至此中立的公共领域被异化。诚然,现实世界中公共领域确实没有达到哈贝马斯的自由主义设想,但问题的根源真是私人功利目的的泛滥和国家权力对市民社会的侵入么?

自哈贝马斯区分开公共领域和社会生活中的私人领域和政治权力领域,并建构了理想化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模型之后,学术界对于理解公共领域展开的争论便层出不穷。和传统媒体相比,传播自由和权力之间的博弈对网络公共领域的建构和消解产生重要影响,因此需要从法治国家建设、传媒体制改革和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等角度出发重构网络公共领域。

  摘要 当代民主理论将公民参与的形式和公共舆论的质量作为衡量民主健康与否的重要指标。网络技术的产生一度让人们相信,在后现代和犬儒主义时代迅速消退的公民交谈文化,可以在虚拟空间中重新复兴。但对于实际存在的网络话语的经验研究再一次表明,技术乐观主义者需要调低期待度。互联网是当代公共领域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太重要,社会绝不应该放心地把它彻底交给资本和市场。社会需要持续不断地探索在这些公共平台中交往理性实现的路径与方式。

    在哈贝马斯的分析中,私域包括亲密关系和家庭生活,也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一、公共领域与现代性问题及公共领域的危机

机构】 山东政法学院传媒学院

  

第二节  阿伦特:公共空间与人类行动

公共领域的存在或许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公民大会、城邦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区分。哈贝马斯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及其结构转型》受了阿伦特的影响,第一次将公共领域问题专题化。

关键词】 公共领域 传播自由与权力 理性交往

  在公民文化方面,随着传媒的市场化,对于培育公民性最重要的批评话语,向学院批评的专业主义和传媒批评的商业化的两极趋势发展,使得“公众分裂成没有公开批判意识的少数专家和公共接受的消费大众”。(哈贝马斯,1999;p. 200)批判意识转化为消费观念,批评退回到“观赏”,讨论退回到接受,舆论的实质变成了宣传,大众社会的公共领域呈现了哈贝马斯所谓的“重新封建化”,也就是说,现代传媒的职能与其说是将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实施公开在公共舆论面前,不如说它制造了精心设计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舆论产品,供民众选择和购买。而这些舆论产品的真正功能是掩盖统治和权力的实际情况,为既得利益服务。

    在德国,康德的公共性原则对哈贝马斯至为关键。

首先回顾下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在 1962 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首先区分了公共领域在历史上的诸类型,有代表型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和社会福利国家式公共领域,其中现代性世界的公共领域 /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核心,社会福利国家式公共领域则是公共领域的退化。其次,他也区分了公共领域的不同功能,文学的和政治的。文学与艺术批评是公共领域产生时的主要功能,但政治批评则是公共领域的完整功能。政治批评的公共领域“将经济市民变为国家公民,均衡了他们的利益,使他们的利益获得普遍有效性,于是,国家消解成为自我组织的媒介。”(哈贝马斯, 1962:11 )政治批判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功能,它处于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并起桥接的作用。再次,他说明了现代性世界的公共领域的基本组成,即公众、舆论 / 公众舆论和舆论存在的场所 / 大众媒介。

作者】 刘宗义 常洪卫

  互联网:资本裹挟下的“公共领域”

    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理论并不建立在近代自由主义对公私问题的看法之上,而是反映出古希腊的观念对其思想的重要性。

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阈下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再审视:资本、大众媒介与国家

  虽然互联网能够带来公共领域和民主政治的复兴这类乐观主义话语并非中国的专利,但它确实凸显了互联网在中国语境下被赋予的独特期待与想象。由于中国的传媒制度是建立在国家宣传机构和教化工具的基本理念之上,大众传媒的资金、组织、运营、管理、职业教育、传播等硬件软件基础设施的建构都是在精英主义原则的指导下,由上至下来实施的。因此,中国的传统媒体通常被看做是国家控制社会的工具,其公共领域的性质比较微弱。当然,传统的媒体组织方式在对于现代化媒体的基础设施投入,媒体资源在全社会范围的普遍化接入,对于工人、女性、儿童、少数民族等特殊群体的媒体服务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这是现代公共领域得以实现的前提。如果没有几十年的公共投入,建设现代公共领域的设想将是空中楼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集约化的媒体投资与运营模式,导致媒体话语被垄断在官僚和官僚化的媒体精英手中,普通公民对于媒体的参与基本上是形式主义的,可以忽略不计。正是在这样的媒体语境下,互联网给中国的公共领域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数字与网络技术使得普通民众能够绕过专业机构的审查与组织,直接生产和传播信息、观点以及各种形式的自我表达。在中国互联网迅猛发展的21世纪,尤其是在以BBS论坛、博客、社交媒体为代表的言论性网络应用的空间中,多元话语的大量出现形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强烈冲击,反权威的论述与情绪激荡在获得充分释放的网络言论之中,纷繁杂芜的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在守门人弱化的网络空间游荡,各种亚文化与边缘群体也得以通过网络来进行自我表述和加入多元话语的碰撞、争论与融合。我们面对的似乎是一个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美好前景:在技术的帮助下,以往沉默的大多数都会成为新时代公共领域的积极参与者,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理性地与其他人进行辩论,客观地评估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并在充分的倾听和参与中达成共识、形成舆论,从而推动社会政策的产生与变革,促进社会治理的民主化。但是,在匆忙地将设想与现实画上等号之前,我们需要对互联网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即网络产业的政治经济学做一些现实的观察。

    阿伦特对“公共”的描述从两个方面展开。其一,她指出了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即“在公共领域中展现的任何东西都可为人所见所闻”,而展现构成了存在。其二,“公共”一词也表明了世界本身,其中存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之网及其产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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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使用的是第二种框架,即公民共和主义框架,来分析在新的共有媒体中,传统的公私两分作为一种社会建构,如何在社会变化和政治辩驳的双重压力下被重构。所谓的公民共和主义传统就是把公共生活的核心看作公民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积极参与集体决策和集体行动的过程。

  关键词 网络媒体 话语实践 公共领域 民主政治 重新封建化

    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为支柱来重建民主社会的公共领域,认为公共领域应该被解释为思考公共事务和共同利益的话语互动,它体现了当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

进入专题: 网络媒体   话语实践   公共领域   民主政治   重新封建化  

    (2)班赫比敏锐地观察到,阿伦特还探索了“人类行为的语言结构”。她对人类行为的语言结构的这种发现,在班赫比看来,构成了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主要动力之一。

  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一个较为详细的定义如下:

第五节  重思公与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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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赫比认为,西方的公共领域可以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竞技式的”、“法律式的”、“对谈式的”,三者分别以阿伦特、艾克曼与哈贝马斯为代表。看上去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存在对立,但从两个方面看,两者之间的关联性更大。

  哈贝马斯对于大众传媒时代公共领域重新封建化的批判性评价,也是基于对上述三个维度的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政治公共领域正常运作的两个基本条件,议会制度和自由媒体,都受到了私人利益和私人力量的入侵。议会和媒体所提供的公共讨论的平台成为各种私人利益及其代理人争吵和博弈的舞台。理性交流蜕变成实力的角逐和修辞策略,普遍的人性回归成追逐私利的个体,真理之争变成利益和权力之争。原本独立的公共领域浸入了市场逻辑和强权逻辑,必然塌陷到原来属于私人领域的范畴之中,倒退回无政府和集权主义的两级状态。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和维持需要大量使用信息传播技术将商品的信息传递到分散的民众那里。广告和公共关系行业就成为有私人需求的买主获得大众传媒的传播能力的掮客。原本对所有人开放的公共领域,由于市场交换的介入,其中一部分必须作为排他性的商品而被售卖出去,成为私有财产。大众传媒公共领域功能的部分私有化,随着广告成为各类主要商业媒体盈利的主要方式,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尽管新闻媒体以编辑部门与广告和营销部门相对独立的制度安排希望保证公共领域独特的运作性质,广告和公共关系行业对媒体内容的影响还是随着市场竞争压力的增大渗透进来。大众传媒本身日益成为一种产业,通过兼并、上市等方式融入到其他产业市场的宏观体系之中。传媒所生产的产品不再是只供不牵涉利害冲突的社会交往和内心自省所用,传媒作品的全面商品化使其成为新经济条件下发展迅速、盈利前景光明的产业之一。市场逻辑的主导带来了传媒机构在内容生产、受众观念、管理方式等层面的一系列变化。成本核算和扩大市场的动机使得内容生产被最大限度地流水线化,原创和灵感被分工、类型和可重复的模式所取代;科学主义的受众调查、受众定位以及铺天盖地的市场营销使传统制作者与受众之间自发、淡泊和随意的关系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媒体管理也越来越强调等级制度和绩效考核,早期印刷媒体中的文人气质和同仁精神,也逐渐被雇员意识所取代。随着传媒日益自我定位为市场中的竞争机构,传媒作为公共领域的主体性已经非常淡漠。

    在阿伦特的理念中,公共领域是特别属于政治的,虽然她从未明确表示过“公共空间”即等于“政治空间”。

  从这个定义中可以分析出公共领域一些最基本的性质。这些性质是规范性的,也就是说,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这些性质,就不能成为合格的公共领域(Verstraeten, 1996)。第一,公共领域应该是一个开放的论坛,所有与公共事务相关的话题都应该能够在此得到交流和讨论,它也应该是不同群体进行表达和交流不同社会经验的场所;第二,在公共领域中进行讨论的话语方式应该是“理性”的,遵循一定的、对所有人适用的原则和公共礼仪,是观点的精彩和说服力,而不是强制的力量,导致公共舆论的形成;第三,公共领域独立于以利益为目的的市场和以权力为目的的政府,它的运作和话语方式不应该受到它们的干涉,但是公民要在这里不断地、系统性地考察和评估市场与政府的运作,对政府政策进行监督和批评,行使公民的义务和权利,保障民主制度的健康运转。因此,“开放”、“理性”和“独立”是公共领域的三个最基本的特征,哈贝马斯也主要是以这三个标准来评价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中的公共领域是否合格。

    在公与私边界模糊的时代,如何才能找到民主的公共话语的形式?哈贝马斯做出了两种主要尝试。第一,他提出了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区分。生活世界是个人关系的领域,以相互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行为发生于其中。“系统”是指劳动分工和不同领域的行动及目标的运行,它包括市场经济和官僚政治。第二,哈贝马斯将关注点从公共领域的制度性建设转到在言语中普遍存在的有效性要求上。

  瑞典学者达尔格伦(Dahlgren, 2005)据此总结了考察任何一个具体社会的公共领域的三个维度:结构、代表性和交往。结构是指公共领域的制度环境,比如媒体组织、媒体所有权、管制方式、职业文化、经济来源、运营模式等,这个层面决定了传媒的开放性,其服务的对象,以及传媒与政府、资本之间的权力关系;代表性是指传媒内容的多样性,社会中不同的组织、阶层、性别、年龄、地域、行业等群体的公民是否都能够在媒体中有表达的机会和表达的空间,媒体内容是否足够包容,这影响到其中所产生的舆论是利益相关方充分讨论的结果,还是被某些利益集团和偏狭的视角所垄断的;交往的维度是指公民实际参与公共领域的方式,是双向互动的,还是被动接收的,是理性辩论的,还是情绪宣泄的,是平等独立的,还是被权力所左右的,是目的性的,还是娱乐化的,是具有经验和媒介素养的,还是对媒介技术与表意陷阱一无所知的,等等。三个维度既相互关联,又有一定的独立性,它们分别对实际存在的公共领域的质量产生影响。比如,在政府言论管控相对严格或者媒体垄断比较严重的地方,媒体内容的多样性和公民话语活动的质量肯定会受到影响,但也不能排除具有较强职业伦理的媒体组织和良好公民文化的社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公共领域的结构性偏向。因而,公共领域与其说是一个既定的状态,不如说是一个过程,传媒职业和公民文化对于塑造公共领域的性质总是具有一定的能动作用。

    人类最高的自由出现在相互作用之中,这就是阿伦特所说的行动。行动者相互承认彼此为行动的主体,而“行动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因此,政治是人类自由至高无上的场所。“政治存在的理由是自由,它的经验领域是行动……自由就是行动”,这是古典主义的自由观。

  

    哈贝马斯承认,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意识形态批判是正确的,但他认为,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没有预见到公共舆论会演变成冲突管理,利益集团彼此妥协和派系分立成为主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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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阿伦特的公共空间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止一位研究阿伦特思想的学者指出她的行动理论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模式。

  

第一章 公私之辩

  

    胡泳在导论中指出自媒体与传统媒体模式的最大不同在于,自媒体的运作方式是“发布,然后过滤”,而传统媒体则是“过滤,然后发布”。理想的目标因此成为:未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

    进入专题: 网络媒体   话语实践   公共领域   民主政治   重新封建化  

    哈贝马斯显然对私人领域重视不够,他把个人在私人领域中的活动看得过于被动了,而且,他没有意识到,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并不是被孤立地追求的,它们互为条件。没有强健的私人领域来满足我们对亲密关系、家庭生活和个性的需求,我们就只能在社会的强光下存在。而一旦缺乏私人领域的安全感和庇护,公共生活也必将随之瓦解。私人领域是人类参与公共事务的活水源泉,近代以来公共领域的崩溃,就是由于隐私已经被市场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所蚕食;如果没有一个平行的私人领域的重建,公共世界的恢复根本是不可能的。

吴靖  

    在阿伦特眼里,权力是从行动中发出的唯一力量,它来自于一群人的共同行动,阿伦特这种独特的以交往为取向的权力概念深刻地影响了哈贝马斯,由此概念的启示,他逐渐发展出一套关于“话语伦理”与交往理性的理论。

  在全球主要工业化国家,包括处在市场化大潮中的中国,除了军方和科研机构在网络基础设施的巨大投入以外,互联网的各种民用形式迅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是资本。互联网被认为是新经济的发动机,为资本带来全新的市场、生产、流通与消费形式。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传播与通讯技术就成为最受资本青睐的投资对象。如果我们把眼光从网络话语表达的狭小视野中展开,整个互联网世界的绝大部分是被即时通讯、网络游戏、网络商务、网络金融等商业化应用所占据。主流互联网企业为我们所设计的网络应用主要集中于娱乐、消遣和商务活动的领域。互联网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Schiller, 1999)。即便是在文化表达的领域,随着传媒商业化程度的加深,网络也成为娱乐产业链条的一个部分,奇观文化展示、大众化文化产品的传播、市场营销等领域,都从传统大众传媒向网络媒体扩张。网络正在日益模仿商业化大众传媒的模式,不是鼓励少数、民间和多元观点与信息的表达,而是遵循“眼球经济”的逻辑,强化专业化、商业化的内容生产(Patekis, 2000)。视频分享网站的发展趋势是网络平台精英化和资本化的典型案例。从最初模仿Youtube的业余者视频上传和分享模式的优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本文链接:/data/65941.html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6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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