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取消行政级别是一定要落实的,南开大学校

作者: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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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克 特别赞成高校取消行政级别

龚克,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谈高校“近亲繁殖”现象时表示,从国内外科学发展经验看,打破“近亲繁殖”是必须的。

南开校长:高校取消行政级别是一定要落实的

3月5日,全国人大开幕会后,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接受记者采访 图/视觉中国

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接受新京报独家专访时表示,大学应将去行政化作为一个抓手,去掉高校作为行政机关附属的身份,以及这个错误身份定位造成的很多官僚化体制和行政化思维,回归作为教学科研单位的本分上去。

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接受新京报独家专访时表示,大学应将去行政化作为一个抓手,去掉高校作为行政机关附属的身份,以及这个错误身份定位造成的很多官僚化体制和行政化思维,回归作为教学科研单位的本分上去。

央广网北京3月13日消息(记者吴喆华 陈庆滨)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南开大学的校训,它表达了南开人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品质,而南开大学过去几年实行的教育综合改革,其内核恰源于此。只有落实“深化教改”,开创“公、能”,也就是既有公德,又有能力,德才兼备的素质教育新局面,才能使南开大学早日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上任六年,南开大学校长龚克破解了哪些教改难题?未来,又将如何掌舵改革方向?

千龙—法晚联合报道 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是那种典型的工程师出身的大学校长,金属边框眼镜、板正的西服,完全是一丝不苟的风格。他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电子工程系,留学奥地利格拉茨技术大学通信与传播研究所,曾在清华大学工作19年,还担任过天津大学校长,他一直都身处以理工科见长的氛围中。从2011年开始,由他掌管南开大学这样一所文理综合且在中国现代大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名校。在南开,龚克也被评为“最具特色校长”,强调特色“公能”素质教育。

★新闻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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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克,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他是工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俄罗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履职南开之前,他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天津大学校长。

从一流大学的建设,到天价学区房,再到高校反腐等等问题,昨天下午,龚克接受了专访。

鼓励高校内设机构试点取消行政级别

鼓励高校内设机构试点取消行政级别

两会期间,在天津团驻地,校长龚克说,南开的改革体系,核心就是三个转变:第一在办学理念上,把以学科为本变成以学生为本。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大学的任务就是发展学科,培养人才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第二是把知识传授转变为素质培养,要全面发展德智体美素质;第三要从教学为主转变成以学为主,教学相长。

谈排名 我们最优秀大学已经跻身世界一流

高校去行政化一直备受外界关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去年底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表示,鼓励高校推进内设机构取消行政级别试点。

高校去行政化一直备受外界关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去年底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表示,鼓励高校推进内设机构取消行政级别试点。

南开的改革脉络,是以人为本的德智体美“四育”。这不是四类课程,而是四种教育,但龚克认为,改革最难的在于教师和学生观念的转变。

记者: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教育问题,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我特别赞成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并不是说我就是不想当副部级,我觉得这不是我的身份。

声音

龚克指出,在教师心里,并没有把立德树人,教育育人的职业观念牢固树立起来,招教师进来,问为什么喜欢当教师,说喜欢搞学术,很少有人说特别喜欢培养年轻学生。从学生角度来讲,也非常看中文凭,认为对他将来发展特别重要的是名校文凭,而真正在这四年为今后四十年发展德智体美打好基础的主动性是不够的,引导这些观念转变挺难的。

龚克:报告中谈教育,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他把这个基点放在教育公平。教育公平从本世纪以来,一直作为我们教育的基本政策。比如提到的普惠性的学前教育,比如要在贫困地区的高中率先免除学杂费。为何要从贫困地区开始呢,是为了解决贫困地区的居民人均受教育的年限明显低于发达地区的问题。所以这次中央财政支持免除学杂费,提高教育水平。

在我心目中,校长是一个特殊的教师,他和普通教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校长是在二线,为一线教师服务。校长不是教育行政系列的某一级,我是服务师生成长的。但由于这样一个级别,混淆了学校的属性,形成了层层向上看的行政化观念和体制。 ——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

我特别赞成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并不是说我就是不想当副部级,我觉得这不是我的身份。

观念之所以难转变,背后的实质是评价体系。评职称,当教授,依然是多数大学老师的职业目标。为了加强教学,南开大学推出了对教学多层次多维度的评价,尝试包括了教师自评、正在上课的学生、以及毕业生和毕业5年校友、教学督导组的评价等。在教学评价体系里获得好评,是教师评职称的前置条件。

又比如说在谈到高校教育的时候,提高高校的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把教学水平放在前面,教学水平体现在全体学生上嘛,这就是以民为本、注重教育公平的体现。

谈论文发表

在我心目中,校长是一个特殊的教师,他和普通教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校长是在二线,为一线教师服务。校长不是教育行政系列的某一级,我是服务师生成长的。但由于这样一个级别,混淆了学校的属性,形成了层层向上看的行政化观念和体制。 ——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

龚克说:“教学投入,干的良心活。过去提职称的表,说你在教学科研上有什么成就,现在我们把它拆开,教学有什么成就,科研有什么成就,防止你一俊遮百丑,现在正在尝试这个。”

记者:我也注意到,十三五规划中还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您认为我国现在有一流大学吗?

论文评价受批评因被“唯一化”

谈论文发表

论文,依然是横在教师评价体系的一杆硬标尺,龚克认为,当下的问题是,论文评价被滥用,几乎所有的科技学术活动,比如评选长江学者、竞争科研项目、科技成果转化、学科排名等等,最后实质是都要“拼论文”。因此,龚克建议国家要加强科技评价体系的改革。

龚克:在我看来,我们最优秀的大学已经能够跻身世界一流的行列。

新京报:现在我国发表的科技论文总数量全世界排名第二,很多学术期刊靠发表论文而增刊扩版,怎么看这个现象?

论文评价受批评因被“唯一化”

龚克认为,论文被过度使用,被推广到所有科技和学术活动里,更严重的问题是,它不仅在科研活动中被扩大化,连教学活动都要看这个。不是否定论文的标准,而是让论文的标准不唯一化,不会变成通用标准。

记者:像我们的名校——北大、清华,在权威的名校榜单里排名也不靠前,也是在几十名开外。

龚克:发论文多不是坏事,尤其是越来越多的高水平论文、高影响力论文出现,总体上是科研能力和水平的表现。单纯地批评论文多是没有道理的。论文是学术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这是世界公认的。能在高水平刊物、会议上发表出来,是经过学界同行评价和认可的。

新京报:现在我国发表的科技论文总数量全世界排名第二,很多学术期刊靠发表论文而增刊扩版,怎么看这个现象?

如果在综合改革中相对削弱论文的分量,提高教学的比重,又很可能最终学校导致排名下滑。龚校长认为,南开推行的评价体系,并不能到目前主流评价体系的认可。每一个排名出来,学校的压力都很大,但压力确实没有push。学校更关心学生,更关心教师给学生带来什么样的体验,课程给学生带来什么样的帮助。目前,南开正在校内尝试这种改革,但还没得到全社会的呼应。一个排名出来,学校就惨极了,校内校外都会来拍砖。

龚克:这几十名是几万所高校的几十名。

新京报:大家会认为论文虽然多但质量不高,甚至互相抄?

龚克:发论文多不是坏事,尤其是越来越多的高水平论文、高影响力论文出现,总体上是科研能力和水平的表现。单纯地批评论文多是没有道理的。论文是学术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这是世界公认的。能在高水平刊物、会议上发表出来,是经过学界同行评价和认可的。

龚克谦虚地说,南开努力在进行综合改革,但是重大突破并不多。实际上,南开已经从2014年开始,校内新建非管理机构,都不设行政级别。校长龚克说,高校取消行政级别,是一定要落实的。

谁输送了优秀人才就是一流大学

龚克:抄袭剽窃那是学术不端,是另一回事,根本就不能当做真正意义的论文。

新京报:大家会认为论文虽然多但质量不高,甚至互相抄?

落实的意义是什么呢?龚克认为,在于通过取消行政级别,破除行政化思维,使得学校真正以立德树人为本,而不是为一级级行政机关服务。现在大家有很多担心,是不是取消级别,就得不到社会的尊重。但是,社会的尊重不在于我们是什么级别,而在于我们是否做得好。

记者:您觉得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学校,我们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新京报:为什么我国论文这么多,基础研究还是跟不上?

龚克:抄袭剽窃那是学术不端,是另一回事,根本就不能当做真正意义的论文。

高校综合改革,目的还是培养人,南开要培养“既有公德,又有能力”的学生。龚克认为,人才培养需要长期的过程来观察,他也呼吁,综合改革不能操之过急,需要从容安静的外部环境,才能深入彻底。

龚克:很多排名是依据论文引用的数量判断,这些数据有时候特能反映学校实际的水平。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方面,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几乎可以比较稳定地排在前一百名,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就高等教育来讲,报告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指北大、清华两所学校,其他只能叫“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他没有明确说你就要向一流去。而这次明确提,就是要使得我们国家在2020年有若干所高校跻身到这个行列,到2030年的时候有更多的高校跻身到这个行列,甚至跻身到前列,到2050年的时候,整个中国变成高等教育强国。

龚克:今天的“跟不上”与三十年前完全不同了,可以说是大踏步地跟上来了,一些方面已从“跟跑”变为“并跑”,有的方向上已在领跑。

新京报:为什么我国论文这么多,基础研究还是跟不上?

龚克说:“不能老掀锅盖,一会掀锅盖看开不开,怎么老不开锅,越掀锅盖越不开,掀三次不开就灭火了,这不行。怎么能够通过相对长一点的周期,在相对安静一点的环境中来考核,会为整个综合改革营造好的环境。一点点做吧,真的不是一日之功。”

“十三五”开始设计这个目标,但不是“十三五”就要实现这个目标。这个世界一流的建设计划,事实上现在的实施方案已经到了2050年。我感觉世界一流大学它有很多指标来衡量,但并不是说哈佛有三千篇论文,我就要达到三千篇论文。我认为世界一流大学,重点是发挥关键作用的一批大学。比如说现在我们面临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谁能够提供科技成果,输送优秀人才,发挥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世界一流的大学,所以现在我们就把目标放在这儿。

但另一方面,必须重视在原始创新上存在较大差距,在前沿交叉创新上的较大差距。真正体现重大创新的成果不多。这里就有个导向问题,看怎么引导科研人员去抓问题。有些论文的问题是从文章缝里来的,研究者在文献里看到了一些缺陷,然后去弥补这个缺陷,这当然也是有学术价值的。但这有个缺点,不直面重大的发展问题,没有很大的成果转化价值。

龚克:今天的“跟不上”与三十年前完全不同了,可以说是大踏步地跟上来了,一些方面已从“跟跑”变为“并跑”,有的方向上已在领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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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投入 不能把所有的钱撒在操场上

新京报:现在科研评级体系里,“惟论文是举”的问题备受外界关注,如何改变?

但另一方面,必须重视在原始创新上存在较大差距,在前沿交叉创新上的较大差距。真正体现重大创新的成果不多。这里就有个导向问题,看怎么引导科研人员去抓问题。有些论文的问题是从文章缝里来的,研究者在文献里看到了一些缺陷,然后去弥补这个缺陷,这当然也是有学术价值的。但这有个缺点,不直面重大的发展问题,没有很大的成果转化价值。

记者:现在一个热门话题是学区房,您怎么看待学区房特别贵、特别抢手的情况?

龚克:首先,我必须强调“论文评价”是国际通行的、经过百多年历史检验的基础学术研究的评价,它的合理内核就是“同行评价”。论文评价受到批评,是因为它被“唯一化”了,被简单地计量化了,还被用到了不适用的地方。

新京报:现在科研评级体系里,“惟论文是举”的问题备受外界关注,如何改变?

龚克:学区房抢手背后的原因,是我们优质的教育资源紧缺,而且分布不均衡。如果教育资源能实现普遍供应,或者分布均衡,学区房就不存在了。

这些年,为了抑制简单地量化评价,南开大学一直采用“代表作”评审制,比如申报副教授要提交三个代表作。但代表作主要是论文。后来我们进一步改革,代表作不仅是论文,还可以是教学成果、专利及其实施结果等。但到后区别高下时,论文因素又突出了,因为它的区分度高。这说明科研评价的改革不那么简单,本质上是我们对不同科研活动的规律掌握仍然不够,现在需要大家共同破解这个问题。所以我建议政府工作报告应加上“深化科研评价改革”这几个字,这是牵“牛鼻子”的事。

龚克:首先,我必须强调“论文评价”是国际通行的、经过百多年历史检验的基础学术研究的评价,它的合理内核就是“同行评价”。论文评价受到批评,是因为它被“唯一化”了,被简单地计量化了,还被用到了不适用的地方。

解决学区房的问题,不是在限制房价上下手,而应该是让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化。第一个步骤是一个学区分享优秀的教师。不光是教师,让校长在学区里面轮转,把他的教学理念从一个学校扩散出去,试图通过优秀教师提升整个这一个学区的水平。如果这个学区的水平都好,那就再向其他学区分流,这样学校的水平就均衡化了。

谈高校“近亲繁殖”

这些年,为了抑制简单地量化评价,南开大学一直采用“代表作”评审制,比如申报副教授要提交三个代表作。但代表作主要是论文。后来我们进一步改革,代表作不仅是论文,还可以是教学成果、专利及其实施结果等。但到最后区别高下时,论文因素又突出了,因为它的区分度高。这说明科研评价的改革不那么简单,本质上是我们对不同科研活动的规律掌握仍然不够,现在需要大家共同破解这个问题。所以我建议政府工作报告应加上“深化科研评价改革”这几个字,这是牵“牛鼻子”的事。

政府教育政策导向一直是基本教育服务的均衡化。老百姓一直觉得“有名的中学要好一些”。虽然老师能到别的地方上课,但是这个地方经过了多年的积累。所以老百姓的认识不是空穴来风。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要用措施来弥补,让老师出去上课。

打破“近亲繁殖”是必须的

谈高校“近亲繁殖”

记者:如何改进生源水平不同的问题呢?

新京报:包括南开在内,有很多院校存在“亲近繁殖”现象,即老教授的学生、乃至学生的学生都进入教学岗位,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打破“近亲繁殖”是必须的

龚克:暂住证现在要禁止了,但是居住证原来的规定就是就近入学。现在就是要“克服居住证”,就是你不在就近的时候,我也把这个名额分出去,比如我说天津南开区的好学校,我住在河东区、和平区也可以到这儿来上学。

龚克:这件事我2011年到南开时就注意到了,当时70%都属于“近亲”。于是,我们的政策是每一届招聘自己的博士毕业生不能超过1/3。实践下来的效果,大约在20%左右。“近亲”也不能完全否定,他体现了师承关系和学派风格,有一定合理因素。但一个学派的学者不一定是你的徒弟。从国内外科学发展经验看,打破“近亲繁殖”是必须的。

新京报:包括南开在内,有很多院校存在“亲近繁殖”现象,即老教授的学生、乃至学生的学生都进入教学岗位,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不过一部分买了学区房的家长就有意见了,花了那么大代价买在这儿,结果我进不了,住的远的还进了。解决教育资源不平等的方式就是摇号。这样老师也有抱怨,说过去都是优秀的学生到这儿来、成绩好的学生到这儿来,现在摇号进来的可能就不是学习特别好的了,学的不怎么好的也进来了。

新京报:让人情少一些,让学术多一些?

龚克:这件事我2011年到南开时就注意到了,当时70%都属于“近亲”。于是,我们的政策是每一届招聘自己的博士毕业生不能超过1/3。实践下来的效果,大约在20%左右。“近亲”也不能完全否定,他体现了师承关系和学派风格,有一定合理因素。但一个学派的学者不一定是你的徒弟。从国内外科学发展经验看,打破“近亲繁殖”是必须的。

这就需要一个改进的过程。过去区分学校的好次,在于生源和成绩。现在就我们学校内部老师来讲,这个课深一脚浅一脚的,问这个学生什么都会,再问那个学生啥也不会,那可以在学校内部区分开,你不能让学生能力强的吃不饱,学习能力弱的听不懂。你应该区别对待学生,其实学校是可以做的,通过一些测试区别出来,加强对比较弱的学生的辅导,给学习能力强的更多发展空间,所以我们的附属中学附属小学,要适应生源改变,我们的教学组织要有所改变,现在正在做这样的事情。

龚克:当时我回国后去清华,发现自己的发展快于很多清华自己的学生。同样一件事,自己的老师、师兄都在那里,有些观点就讲不开,自觉不自觉就得看他们脸色,而我是一个外来的不用管这些,没有这么多忌讳。实际上,从外面招聘教师就简化了院系内的人事关系,活跃了学术思想,大家反而发展比较快。

新京报:让人情少一些,让学术多一些?

记者:如何解决入学难的问题?

谈去行政化

龚克:当时我回国后去清华,发现自己的发展快于很多清华自己的学生。同样一件事,自己的老师、师兄都在那里,有些观点就讲不开,自觉不自觉就得看他们脸色,而我是一个外来的不用管这些,没有这么多忌讳。实际上,从外面招聘教师就简化了院系内的人事关系,活跃了学术思想,大家反而发展比较快。

龚克 :现在实际上入学难是入好的学校难,所以我感觉从缓解矛盾来讲,还是要加强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要有更多好的小学、好的中学,包括更多的好的大学。这个要不懈地努力,最重要的是下工夫改变教师的待遇。中小学和大学吸引优秀人才来当教师,过去很多优秀人员把教师看作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岗位,现在已经不是这样的情况了。现在很多优秀的学生不愿意做教师了,师范学校的学生也不愿做教师。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做?

不是不想当副部级 这不是我的身份

谈去行政化

为了有足够的吸引力,需要投入精准,不能把所有的钱都撒在操场上,所有的钱都投在校舍上,投在围墙上,要更多地投在老师身上。

新京报: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鼓励高校推进内设机构取消行政级别试点,请问哪类高校在这一改革可能走得比较快?南开做得怎么样?

不是不想当副部级 这不是我的身份

谈高校反腐 要加强高校信息公开

龚克:我特别赞成取消高校行政级别。为什么赞成?并不是说我就是不想当副部级,我觉得这不是我的身份。在我心目中,校长是一个特殊的教师,他和普通教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校长是在二线,为一线教师服务。校长不是教育行政系列的某一级,我是服务师生成长的。但由于这样一个级别,混淆了学校的属性,形成了层层向上看的行政化观念和体制。

新京报: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鼓励高校推进内设机构取消行政级别试点,请问哪类高校在这一改革可能走得比较快?南开做得怎么样?

记者:最近两年有一些高校的领导落马,怎么看待这种现象?为什么这么多的高校腐败领导浮出水面?

我希望取消行政级别推动去行政化,去行政化不是去掉学校里必要的行政管理,是作为一个抓手,去掉我们作为行政机关附属的身份,以及这个错误身份定位造成的很多官僚化体制和行政化思维,回归我们作为教学科研单位的本分上去。

龚克:我特别赞成取消高校行政级别。为什么赞成?并不是说我就是不想当副部级,我觉得这不是我的身份。在我心目中,校长是一个特殊的教师,他和普通教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校长是在二线,为一线教师服务。校长不是教育行政系列的某一级,我是服务师生成长的。但由于这样一个级别,混淆了学校的属性,形成了层层向上看的行政化观念和体制。

龚克 :高校反腐的形势相当严峻,前些年暴露出来的问题非常突出。在基本建设领域,基本上哪个修新校区,哪个高校就出现问题,反映了基建领域的腐败现象渗透到高校里面了。

新京报:南开有做去行政化的尝试吗?

我希望取消行政级别推动去行政化,去行政化不是去掉学校里必要的行政管理,是作为一个抓手,去掉我们作为行政机关附属的身份,以及这个错误身份定位造成的很多官僚化体制和行政化思维,回归我们作为教学科研单位的本分上去。

近几年也有新的情况,我们在贯彻执行八项规定的时候,一些高校领导漠视中央的一再要求,我行我素,这个要严肃处理,以及高校的科研经费使用里面出现的不规范,甚至腐败的现象,不断地在查。这一方面反映了因为学校的管理越来越严格,纪律检查越来越严格。要加强学校的监督,加快高校的管理体制、治理结构的改革,要加大教代会、学代会对整个高校运转的监督,提高它们在高校管理中的位置。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内部监督还是非常有限的,高校信息要公开。

龚克:我们新建的学术机构都是不设行政级别的,生态文明研究院、统计研究院,不给机构冠以正处级或副处级级别。我觉得学校里行政化观念和习惯是比较严重的,改革的步子不够大。

新京报:南开有做去行政化的尝试吗?

最近南开大学各种数据向社会公开,包括高校三公消费接受社会监督、内部监督。像我现在,出国要事先公示,为什么事儿到什么地方去、多少天,这个都要监督。现在高校的事情,我们一方面要重视,因为大家觉得高校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对我们高校来讲,你要符合你的角色,有些事儿你不当老师可以干,你当了老师就不能干了。我们最近学校处理了几个老师,也是因为这样的事儿。

新京报:老师能接受吗?

龚克:我们新建的学术机构都是不设行政级别的,生态文明研究院、统计研究院,不给机构冠以正处级或副处级级别。我觉得学校里行政化观念和习惯是比较严重的,改革的步子不够大。

谈去行政化 过去两年步伐迈得非常慢

龚克:我想问题不在教师,而是体制。我们不应是行政机关的附属机构,而应是独立办学机构。去行政化就是去掉这些东西,通过还原学校的本来身份,由此来改变学校与社会、学校与行政机关、学校内部的关系。

新京报:老师能接受吗?

记者:对于高校去行政化,您如何看待?

新京报:取消副部级是个牛鼻子?

龚克:我想问题不在教师,而是体制。我们不应是行政机关的附属机构,而应是独立办学机构。去行政化就是去掉这些东西,通过还原学校的本来身份,由此来改变学校与社会、学校与行政机关、学校内部的关系。

龚克:高校的根本使命是培养人,而高校制度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有益于提升培养人才的质量。如果大学是一个行政化的机构,自上而下地执行命令,是不利于它完成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的。最体现高校去行政化的措施是对学术事务的管理,因此要建立一个以学术委员会为最高学术机构的学术治理的体系。这个治理体系要包括本科教学的指导委员会、研究生的学科评定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等等一系列的专门机构。而这个学术委员会,不是由党政任命的,而是由学者推选产生的。

龚克:是个撬动点吧。

新京报:取消副部级是个牛鼻子?

2013年南开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就是在教师推选的前提下产生的,而非过去的校长、院长邀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民主基础。

龚克:是个撬动点吧。

记者:今年有没有提教育去行政化的建议?您认为这项工作推进的怎么样?

龚克:今年我没有提这方面的建议,但是我在其他的会议上建议应该要加快这方面的进程,因为学校高校行政级别和加快去行政化已经在中央文件里面多次出现,特别是出现在三中全会的决定里面,作为一项明确任务了,但是两年过去了,这方面的步伐迈得非常慢。对此我个人觉得是很不满意的,我们应该果断地加快这方面的工作进程。

谈高校校长从政 非常高兴陈吉宁在新岗位做出重要贡献

记者:最近两年,部分高校领导去中央部委任职,还有高校领导之间的轮换,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龚克:高校的领导进入政府任职,我觉得是令人鼓舞的一件事情,这个也是常见的,甚至有些成为国家领导人。所以选拔一些适合承担领导职务的,进入国家管理机构,像陈吉宁,我也非常高兴他们能够在新岗位上做出他们重要的贡献,都是过去的老同事。高校之间的干部轮转,我这次还在观察,我自己就属于被流转的。

是不是对这个学校发展更有利,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分析需要观察,快速的流转未必符合高校的办学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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