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云冈石窟,论云冈石窟开凿年代

作者:文物考古

云冈石窟的开凿年代,由于北魏距今久远,文献记述不详细,或后世文献记述有误,导致学术界对其开凿的年代一直说法不一。如目前主要是“和平说”,其次是“神瑞说”和“兴安说”。作为中国的国宝、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很有必要探讨其准确的开凿年代。


云冈石窟位于中国北部山西省大同市西郊17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存有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1000余躯,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道宣《绩高僧传·昙曜传》记载,昙曜「以元魏和平年(公元四六O年—四六五年),任北台昭玄统,绥辑众,妙得其一,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之所造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东头僧寺,恒供千人。」这是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石窟营造壮举。

我叫云冈石窟,出生于公元460年。那是北魏的和平元年。

“神瑞说”——唐代文献有误

中文名
冈石窟开凿

那日,风和日丽,一位慈眉善目的高僧来到都城平城弘佛扬法,缓步穿行在大街上,意外碰上文成帝的马车队出行,这位僧人的袈裟被马咬住。陪同在文成帝左右的官宦,赶紧上来驱赶高僧,被文成帝制止,他认为这是“马识善人”……

神瑞年间开凿云冈石窟的说法,主要依据出自《大唐内典录·后魏元氏翻传佛经录》的记载:

云冈石窟的开凿年代,由于北魏距今久远,文献记述不详,或后世文献记述有误,导致学术界对其开凿的年代一直说法不一。如目前主要是“和平说”,其次是“神瑞说”和“兴安说”。作为中国的国宝、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很有必要探讨其准确的开凿年代。1986年由我主编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丛书——大同》一书,在《大同历史大事年表》一章的第272页,曾提出“公元453年,沙门昙曜始于平城西开凿武州塞石窟”的观点。因篇目所限,未进一步阐述。现将粗浅拙见,就教于同志们。

朝代
南北朝

多亏了那场微熏的偶遇,我出生了。

“道武帝,魏之太祖也,改号神瑞元年,当晋孝武太元元年也。……生知信佛,兴建大寺。恒安郊西大谷石壁,皆凿为窟,高十余丈,东西三十里,栉比相连,其数众矣。”

澳门新萄京8522,“和平说”——理解文献有偏差 和平年间始凿云冈石窟,并完成“昙曜五窟”的说法,在国内外影响较大,似乎已成为主要说法。其依据是《魏书·释老志》: “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 上述引文叙述了在两个年号期间所发生的事: 第一个年号:和平初发生的事:道人统师贤去世了。由昙曜接替道人统一职,同时更名为沙门统。 第二个年号:在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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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历代都有一些典藉引此为据,沿用此说:“始于神瑞,终于正光。”此说存在着严重的年代差错,同时也与史实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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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北魏文成帝和平初

马识善人之昙曜 李尔山 绘

首先北魏道武帝在公元398年迁都平城后,只有天兴和天赐两个年号,根本就没有神瑞这个年号。这个年号是北魏明元帝的年号。从公元398年迁都平城到神瑞元年,前后相差16年。

主要人物
昙曜、拓跋浚

昙曜高僧奉旨入朝,

神瑞元年也不是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后者早前者38年。也就是说:在晋孝武帝太元元年时,道武帝还没有迁都平城,显然也不是晋孝武帝的太元元年。

主要角色

即被任沙门统,

在《魏书·释老志》里,提到有关神瑞年间的佛事活动时,仅说:“太宗践位,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并没有提到“恒安郊西大谷石壁,皆凿为窟”,这一佛教界的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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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跋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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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跋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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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昙曜

统管佛教及其兴佛“复法”事宜。

其二,太武帝“灭佛”是件大事,更是北魏京城佛教界的一道劫难门坎。即使是灭佛前曾经开凿了佛窟,在灭佛中也会遭到大规模的毁坏,尤其是在京城近郊开凿的佛窟,更是难逃毁灭之灾。但是,这些在当时佛教界占有重要位置的石窟寺被毁情况,《魏书》却对此没有一点记载。就是北魏以后各代,直至近代的正史或野记中,也均未见灭佛时云冈石窟被毁坏的记述。

简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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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在云冈石窟保存至今的现状中,历代研究者很多,特别是到了近、现代,中外有志于研究云冈的学者,都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考察研究,或测绘拍照,也均未发现大规模的明显的“灭佛”痕迹。以上这些,也说明“神瑞说”是很难成立的。

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位於山西省大同市西郊武州山(又称武州塞,州又作周)南麓,武州川峡谷的北岸。郦道元《水经注·漯水》条,这样描述云冈石窟:「武周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只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崖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道宣《绩高僧传·昙曜传》记载,昙曜「以元魏和平年(公元四六O年—四六五年),任北台昭玄统,绥辑众,妙得其一,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之所造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东头僧寺,恒供千人。」这是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石窟营造壮举。云冈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主要洞窟四十五个,分为东、中、西三区,东部四窟,中部九窟,西部三十二窟。此外还有许多小型洞窟。共计一千一百多龛,大小造像五万一千多躯。从云冈石窟西行约六里,武州川北有吴官屯石窟。再溯河西行,距云冈三十里的高山镇,遗有焦山石窟。栉比相连,有三十里之遥。

张峻明 绘

近代学者陈垣先生在《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一文中,就对“神瑞说”提出了质疑:“魏太祖天兴元年,始自云中徙都平城,即今大同县,所谓恒安之都也。《魏书·释老志》天兴元年,下诏敕有司于京城始作五级佛图。太宗践位,始于京邑四方,建立图像。曰京城五级佛图,则郊西石窟寺,必非建于太祖天兴之世也。曰京邑四方建立图像,则谓郊西石窟寺建于太宗神瑞之世,亦非绝无影响。然未有确切不疑之据。”

云冈石窟的开凿原因

据文献记载,佛教传入中原,始于两汉之际,到南北朝时期迎来了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早期的鲜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只信仰杂卜、巫术,直到定都平城后,才开始接触中原地区的佛教。其中,道武帝拓跋珪首先接受了佛教,并于天兴元年下诏在京城建立佛寺及僧人居所,还设立了专门管理僧徒的官职;明元帝拓跋嗣即位后,也于“京邑四方”建立图像,并要求沙门“敷导民俗”。北魏佛教的兴起,始于太武帝平定凉州。公元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灭北凉,为充实京师,将北凉的高僧及工匠虏至平城,使发达的凉州佛教得以东传,这也间接为云冈石窟的开凿创造了条件。

由于北魏佛教具有强烈的国家政治色彩,鲜卑政权利用佛教敷导民俗、统一思想,佛教也依附皇权乘势发展。所以,在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平城佛教得以迅速发展,寺塔建立、僧人聚集,寺院经济空前繁荣。但也正是由于佛教的迅猛发展,寺院经济的膨胀触及到国家经济利益,引起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再加上佛教与中国传统宗教道教之争愈演愈烈,从而导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

不过,虽然太平真君七年的“灭佛”事件使蓬勃发展的佛教受到重创,但文成帝拓跋浚即位后,即下诏恢复佛教,佛教以更大的势头卷土重来。而复佛的直接结果,就是开凿云冈石窟。

关于石窟开凿,《魏书·释老志》有记述:“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昙曜的提议得到了文成帝的同意,这是因为太武帝生前对废佛之举已有悔意,只是难以骤然改变政策。文成帝即位后,矫正废佛政策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迅速地推行了复佛措施。昙曜提出凿窟雕佛的建议,文成帝认为正可借此弥补祖父废佛之过,同时为祖先追福,便很爽快地批准了昙曜的建议,并从人力物力上给予极大的支持。

《魏书》中所讲的五所洞窟,即今云冈石窟编号16—20的昙曜五窟。昙曜五窟的开凿,拉开了大规模营造石窟的序幕。从此,北魏皇帝以其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为后盾,开始了大规模营造云冈石窟的活动,至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一些中小型工程仍在进行,一直持续到孝明帝正光五年。

至于把石窟建在武州山上,据有关资料记载,原因有以下三方面:一是北魏从盛乐迁都平城,两地间往来频繁,武州塞正是两地的交通要冲;二是北魏军队每每从武州塞北去出征或凯旋归来,都在武州山下祈祷、祭拜,北魏皇帝先后7次到武州山祈福,这里成为北魏王室的祈福神山;三是北魏时期,这里山林葱郁、河水清澈,是僧人修行的理想之处,而且这里的岩石比较适宜雕刻,故选择在这里开凿石窟。

昙曜高僧接手谕令,全身心投入“复法”筹备工作,缜密思考具体实施方案。还真是有点举步维艰,倒不是财力不足,物力不够,人力有限。而是昙曜觉得使命重大,攸关佛法存亡,决不能草率从事。制定出来的方案,首先要能够保证佛法日久弥新,发扬光大,流传万古,不致因政治权力动荡不稳,导致经像法物惨遭破坏,毁于一旦;再者,制定出来的方案,要令皇上满意,也算是对皇上的回报;另外,方案既要前瞻,又要讲究现实。

学者宿白先生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中,也以陈垣先生之文为据,对“神瑞说”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建造历史

北魏,云冈石窟的开凿从文成帝和平初起,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止,前后60多年。此后的东魏、北齐、隋及初唐,平城改为云中郡恒安镇治。

唐代,据金皇统七年曹衍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记》载:"贞观十五年,守臣重建";唐慧祥撰《古清凉传》卷上记载,当时有一位俨禅师"每在恒安修理孝文石窟故像……以咸亨四年终于石室"。初唐以后,平城呈现萧条景象,云冈石窟的建设因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未有大项工程。

辽金,辽兴宗、道宗时期,辽皇室曾对武州山石窟寺进行过延续十年之久的大规模修整。修建了石窟前接木构窟檐的通乐、灵岩、鲸崇、镇国、护国、天宫、崇福、童子、华严、兜率十座大寺,并对一千余尊佛像进行了整修。辽保大二年金兵攻占大同,"寺遭焚劫,灵岩栋宇,扫地无遗"(《大金西京重修华严寺碑》)。金皇统三年至六年(1143-1146年),住持法师禀慧重修"灵岩大阁","自是,山门气象,翕然复完矣。"。

元代,武州山石窟寺庙院尚存。

明代,大同云冈再度荒废。云冈之称始于明嘉靖年间,明末崇祯十七年李自成起义军路经大同,留部将张天琳驻守后清军入关攻占大同,云冈寺院再遭兵燹,沦为灰烬。

清代,清顺治八年云冈寺院得以重修。现存第5、6窟的木构窟檐和寺院即为此时重建。1696年,康熙皇帝于冬日回銮巡幸云冈寺并御书匾额"庄严法相"。清乾隆年间云冈石窟亦曾有修葺。

近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云冈石窟的主要洞窟和窟前木结构建筑均保存完好。1952年设置专门保护机构,石窟文物得以妥善保护,并对公众开放。

他苦苦思索,突然想到,佛教发源地印度,公元前3世纪僧侣们就临崖凿石开窟,备修行之用,石窟里镌刻着佛像或画着佛教故事的壁画。公元300年前后,传入我国新疆,接着有了敦煌石窟。现在文成帝要复兴佛法,令我实施,何不也效法先师,找一处风水宝地,凿石建窟呢?

再从神瑞年代的历史条件的现实看:

昙曜向文成帝道出了自己的想法,提出凿窟雕佛的建议。文成帝一听,喜上眉梢,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一来可以借此忏悔先祖废佛之过,为祖先追福,二来善男信女们遁世隐修,也有了一个好去处,当即钦点,同意昙曜的建议。

在《魏书·帝纪》中看到:从道武帝迁都平城到明元帝的神瑞初年,仅16年的时间。刚刚迁都时的平城十分荒凉。要在这种基础上建造一座都城:宫殿、住宅、城池等牞尚属草创时期。其工程之浩繁,耗费之巨大,这对一个游牧的马背民族来说,其艰难的程度是可以想象的。

接下来,选址成为举足轻重的第一步。昙曜高僧经过一番实地考察,缜密思索,敲定在武周山上。这除了因为这里断崖水平层为砂岩石结构,最适合雕刻之外,还有下面一些因素。

“和平说”——理解文献有偏差

云冈地处武州要塞,自古以来是长城内外以及匈奴与中原汉地往来的必经之路。至今,此处还留有深深的车辙痕迹。

和平年间始凿云冈石窟,并完成“昙曜五窟”的说法,在国内外影响较大,似乎已成为主要说法。其依据是《魏书·释老志》:

云冈位于大同之西16公里处,大同是当时北魏的都城。选定云冈,凿石建窟,雕凿佛像,方便皇家就近礼佛。昙曜高僧,可谓用心良苦。在昙曜高僧的指挥下,开凿历时40余年,参与人数多达数万,连当时被称为狮子国的斯里兰卡一些佛教徒,也千里迢迢来到云冈,投身这一举世闻名艺术精品的建设中。

“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

这就是我,被后人誉为“东方佛教第一圣地”的云冈石窟。

上述引文叙述了在两个年号期间所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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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年号:和平初发生的事,道人统师贤去世了。由昙曜接替道人统一职,同时更名为沙门统。

《魏书·释老志》 载

第二个年号:在提到昙曜接任沙门统时,追述了“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发生的事:集中介绍了昙曜其人和作为。即昙曜在兴安二年赴京,受到文成帝的信任,“奉以师礼”,昙曜建议并开凿武州山石窟等作为,因而受到了文成帝的赏识而被重用。

“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于复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人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这第二个年号所追述昙曜的这些经历和作为,都是为了说明昙曜不仅机遇好——马识善人,而且有能力有作为——开窟造像,所以在和平初才被文成帝委以重任——沙门统,顺利接了师贤的班。这就解释清了昙曜之所以能够接任沙门统的原因,以免读者唐突生疑。这是《魏书》作者以果追因的插叙笔法。这个插叙所交待的是“复佛法之明年”,至和平初之前的九年间的事情。这与和平初是两码事,是不能张冠李戴的。“和平说”则正是把这九年间昙曜的作为,都简单地算到了和平初。

“昙曜又与天竺沙门常那邪舍等,译出新经十四部”……

再从现存石窟的规模和雕饰现状看:“和平说”认为仅用和平年间的五年时间就完成了“昙曜五窟”。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以目前所被认为的“昙曜五窟”,真的是“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整个工程浩繁艰巨,造型雄伟壮丽,雕刻细腻优美。在1500多年前的北魏,生产力十分低下落后,雕凿条件原始简陋。开山时大兵团参与还可以,但开凿五窟时人再多拥挤着也用不上,而雕凿佛像时能用之力则少之更少。这要在和平时期的短暂时间,去完成如此五个大窟的巨大工作量,以及其高超的艺术水平来看,是不可能完成的。

《续高僧传》载

“兴安说”——与文献记述较符合

“曜慨前陵废,欣今重复,故于北台石窟,集诸德僧,对天竺沙门,译《付法藏传》并《净土经》,流通后贤,意存无绝”……

“复佛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是被“和平说”所忽略的一个重要年号。

我作为北魏建都平城时期的大型石窟寺文化遗存,是从北魏文成帝复法启开凿之始,到北魏正光年间终结,大致历经了近70年之久,石窟艺术内容丰富,雕饰精美,是当时统治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雕凿,是由一代代、一批批的能工巧匠创造出的一座佛国圣殿,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以壮丽的典型皇家风范造像而异于其他早期石窟,展现的佛教文化艺术涉及到历史、建筑、音乐等多方面内容。我是东方石雕艺术的精魂,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典范,亦代表着公元5-6世纪佛教艺术的最高成就,在中国乃至世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亦与印度阿旃陀石窟、阿富汗巴米扬石窟并称为世界三大佛教石雕艺术宝库。

前段引文中,在“和平初”昙曜任沙门统后,插叙了一个重要的年号——“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以及在其后九年里所发生的一些有关昙曜的重要事情:昙曜在兴安二年来到京城——平城,虽然此时师贤还是道人统,但昙曜仍然受到了文成帝的信任和尊重,被“奉以师礼”。昙曜这时也就有了“白帝”的有利条件和机会,便建议并“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但一些学者可能只注意了这段文字最前面的“和平初”这个年号,而忽略了其后的“复佛法之明年”这一年号,自然就将“白帝”和“开窟五所”,都前移到了引文开头的“和平初”了。使“复佛法之明年”发生的事情,也就张冠李戴到了“和平初”。

《云冈石窟》之“三期”

其二,上述引文中的“白帝”的“白”字,在此处不同于引文后面的“奏”字:兴安二年昙曜被文成帝“奉以师礼”后,并没有任何官职,自然是不能在朝堂上与大臣们同朝列班议事的。但他能利用文成帝对自己的尊重,在朝堂下进行交谈。《魏书》作者在此处用“白”字,而不用“奏”字,是很有用心的:这既从侧面有区别地标明了昙曜的民间性质的身份,也说明了这是在朝堂下的谈话或建议、请示,以及此后的行动。引文后面用“奏”字,而没有跟着也用“白”字,则是为了区别于前者,说明这时已是在“和平初”,昙曜就任了沙门统,有了在朝堂上议事的官职地位后,这是在朝堂上的正式表章或建议、请示。“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这正是昙曜被文成帝“奉以师礼”后,利用文成帝对自己的尊重和信任,在朝堂下与文成帝的交谈中提出的建议和此后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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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是《魏书》的作者魏收,对昙曜主持开凿五窟这一业绩的记述和评价。如果有人说这四句话也是昙曜说的,那么“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两句,显然是对自己这一业绩的自我表扬,甚至成了自我吹嘘!佛教徒的戒律中就有一条是:戒“妄语”。作为得道高僧昙曜是绝对不会口出这样的“妄语”的。但作为后世的魏收,在完成《魏书》时,已相去百年。当他在写到昙曜向文成帝请示建议,并开凿了石窟的时候,他对昙曜开窟造像的成功与否,以及世人的看法评价,已经有了与同类事物作出客观比较鉴别的时间与空间。便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和高度评价,用“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来评价五窟,则是用语贴切,评价准确。

云冈早、中、晚三期造像

《续高僧传·昙曜传》也可以做个旁证:

从开凿时间和风格来看,我的形成大致可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

“以元魏和平年……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帝之所建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东头僧寺,恒供千人……。”

整体上看,我的早期石窟,大多开凿于文成帝时期。即今第16~20窟,亦称为昙曜五窟。根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于复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人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文中记述的开窟五所,就是当时著名的高僧昙曜就选择了钟灵毓秀的武州山,开凿了雄伟壮观的昙曜五窟,揭开了我开凿的序幕。第16~20窟即帝王象征的昙曜五窟。平面为马蹄形,穹隆顶,外壁满雕千佛。主要造像为三世佛,佛像高大,面相丰圆,高鼻深目,双肩齐挺,显示出一种劲健、浑厚、质朴的造像作风。其雕刻技艺继承并发展了汉代的优秀传统,吸收并融合了古印度犍陀罗、秣菟罗艺术的精华,创造出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在上述这段文字中,既说是恒安石窟通乐寺,它就不是一座砖砌木搭的普通寺院,也不是一个可供暂时栖身的小洞穴。而是已开凿成功的石窟寺。“住恒安石窟通乐寺”的“住”字,值得研究。通过这个“住”字,说明“和平年”恒安石窟通乐寺已经完工,这样才能让这位被文成帝“奉以师礼”的沙门统高僧昙曜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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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如此浩大的工程,如果按“和平说”的五年工期算,即使动工三年的施工高潮期间,也无法让昙曜这个沙门统居住的。这也反证如果按兴安二年开工,到“和平初”,已施工十来年,通乐寺先大体完工可以住人,也在情理之中。

昙曜五窟

可能有人怀疑《续高僧传》不能为昙曜作证。其实两书的作者相距并不太远:《魏书》的作者魏收在北齐天保五年才撰写完成。其后,在作者生前死后,各修订过两次,始成定本。《续高僧传》的作者道宣,据载他是唐贞观之初收集整理资料,于贞观十九年完成此书。即使不按《魏书》四次的修订来算,从脱稿到道宣的开始收集整理资料,只相距73年。也就是说二人虽不是同时代的人,但相距不远。所以,唐代道宣的记述,是从侧面提供了昙曜活动年限的依据,也应是可信的。

我的中期石窟,开凿于孝文帝执政时期,是云冈石窟雕凿的鼎盛阶段,主要有第1、2窟,第5、6窟,第7、8窟,第9、10窟,第11、12、13窟以及未完工的第3窟。这一时期,是北魏迁洛以前的孝文时期,是北魏最稳定、最兴盛的时期,我是集中了全国的优秀人才,以其国力为保证,进而雕凿出更为繁华精美的大窟大像。到孝文帝迁都前,皇家经营的所有大窟大像均已完成,历时40余年。中期洞窟平面多呈方形或长方形,有的洞窟雕中心塔柱,或具前后室,壁面布局上下重层,左右分段,窟顶多有平棊藻井。造像题材内容多样化,突出了释迦、弥勒佛的地位,流行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出现了护法天神、伎乐天、供养人行列以及佛本行、本生、因缘和维摩诘故事等。佛像面相丰圆适中,特别是褒衣博带式的佛像盛行,出现了许多新的题材和造像组合,侧重于护法形象和各种装饰。中期石窟也是积极于改革创新的时期,掀起了佛教石窟艺术中国化的过程。这多种因素的综合,也就产生了所谓富丽堂皇的太和风格,主要特点是汉化趋势发展迅速,石窟艺术中国化在这一时期起步并完成,这个时期即我的中期石窟,它所呈现的内容繁复、雕饰精美的雕刻艺术特点大异于早期石窟,雕刻造型追求工整华丽,从洞窟形制到雕刻内容和风格均有明显的汉化特征。

从上述《魏书》的“复佛法之明年”的“白帝”……到《续高僧传》昙曜“和平年……住恒安石窟通乐寺……”这些记述文字前后联贯在一起看:云冈石窟的开创年代应当是兴安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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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窟后室南壁七立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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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窟中心塔柱内二佛并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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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窟“六美人”

我的晚期石窟,凿于北魏迁都洛阳后,大规模的开凿活动虽然停止了,但凿窟造像之风在中下层阶层蔓延起来,亲贵、中下层官吏以及邑人信众充分利用平城旧有的技艺在云冈开凿了大量的中小型洞窟,这种小窟小龛的镌建一直延续到孝明帝正光五年,平城作为北都仍是北魏佛教要地。这时大窟减少,中、小型窟龛从东往西布满崖面。主要分布在第20窟以西,还包括第4窟、14窟、15窟和11窟以西崖面上的小龛,约有200余座中小型洞窟。洞窟大多以单窟形式出现,不再成组。造像题材多为释迦多宝或上为弥勒,下为释迦。佛像和菩萨面形消瘦、长颈、肩窄且下削,这种造像为北魏晚期推行“汉化”改革,出现的一种清新典雅“秀骨清像”的艺术形象,成为北魏后期佛教造像显著特点。这一特征和风格在龙门石窟北魏窟亦有表现,对中国石窟寺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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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洞窟

1559年过去了,

在59000多尊佛像中,

我们依旧能感受到,

那遥远的时代里飘出的

梵音缭绕、铿锵有力的凿击声,

看到附着在石壁上的民族信仰。

1559年过去了,

拓跋鲜卑这个民族,

依旧飘零在这梵音交集的石窟里。

来源:云冈石窟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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