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政治与经济网络的发展,记2017年国际磨制石

作者:文物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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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交流:

2017年9月12日至15日,国际磨制石器协会第二次会议在德国法兰克福美茵兹举行。来自中国、以色列、德国、法国、挪威、丹麦、希腊、奥地利、匈牙利、西班牙、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是“磨制石器的石料获取、生产、功能和交换”,50名学者围绕“采石场和生产”“石料获取和分配”“微痕和残留物分析”“功能分析”“石磨”“社会经济意义”主题进行了发言。 采石场和生产 8位学者分别介绍了各自在加拿大、中国、埃及、伊朗、奥地利和德国的磨制石器的石料开采、分布和生产组织情况。这些研究或注重将磨制石器与其出土情况相结合,对磨制石器所反映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或对磨制石器的石料进行地质学研究,阐述原料的选择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翟少冬通过对陶寺遗址石器生产地点空间分布的历时性变化分析,提出陶寺石器生产地点由早期位于宫城外变为中晚期位于城墙内,体现了精英阶层对石器生产的控制加强,但陶寺中晚期仍然存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组织形式。 奥地利科学院的Silvia Prell认为埃及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Qantir-Piramesse遗址位于埃及第十九王朝拉美西斯二世时的首都马车作坊区内,用的是优质的石料;而TellEl-Dab’a-Avaris遗址是埃及第二中间期希克索斯国王时首都行政部门院落的窖藏,所用石料质量较差。二者的不同显示了两种生产重要性的不同,以及对稀缺资源获取的不同。 柏林大学的Moslem Mishmastnehi和Ralf Milke认为伊朗东部波斯时期的风力石磨的石料选取和采石场的距离相关,而非石料的质量。风力石磨三种石料(玄武岩、流纹岩、硅化石灰岩)分别其使用区20公里以内有相应的采石场。 奥地利格拉茨城世界博物馆的Bernd Moser详细介绍了16至20世纪碎裂石英岩磨石的生产和采石地点的情况。采石点洞口大小为144×50米,深超过10米,这种碎裂的重新结晶的石英岩不同于一般的石英岩,非常适合做磨石,因此人们在很长时间持续开采这个洞穴的石料,先开采成直径1.2~1.5米、高近1米的圆柱状石料,然后通过狭窄的岩石通道运到外面。 石料获取和分配 7位学者的研究侧重用各种科学技术手段对石料进行测定,以确定石料的来源和石器的分布情况。 德国乔纳森古藤博格美因兹大学的TatjanaGluhak和以色列海法大学的Danny Rosenberg团队合作,对黎凡特南部从旧石器时代到古典时期玄武岩石制品的石料进行了地质学方面的研究。他们利用地理化学和矿物成分的方法区分了涵盖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的Harrat Ash Shaam火山地区玄武熔岩的类型,为位于低地和高地Galilee、Hula盆地和西部戈兰高地的遗址中玄武岩制品的石料来源提供了线索。 奥地利科学院的ChristophSchwall介绍了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安纳托利亚西部的CukuriciHoyuk遗址的石料获取和交换。通过对遗址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三个时期的石料获取运用多种方法(包括薄片分析、XRF、NAA、LA-ICP-MS)进行了长期研究,发现了该遗址的资源获取策略,不仅从就近的地区获取原料(包括云母片岩、石灰岩、大理岩、闪岩、蛇纹岩),而且从较远的地方获取燧石用来制作打制石器。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Haggi Cohen Klonymus介绍了他们对早期铁器时代Shephelah遗址和其他北部地区遗址用玄武岩制成的大块磨石的原料的研究情况。认为该遗址附近缺少玄武岩,因而主要使用位于该遗址东部5-10公里的角砾岩燧石制成,位于遗址西部12公里的有生物孔隙的灰岩也被用来制作大型磨石,本地较硬的灰岩则被用来制作小型磨石。 微痕和残留物分析 澳大利亚Wollongong大学的Elspeth Hayes介绍了对澳大利亚发现的最早的距今6.5万年的Madjedbebe岩厦遗址发现的磨石和磨刃石器的功能研究。他们认为种子的研磨和不断严重的干旱相关,矿物颜料的研磨和象征性行为、流动以及遗址功能相关。这些磨石上有浅槽,他们使用微痕、残留物和复制实验等方法研究发现,这些浅槽可能是用石制品先刻上去,然后再用来磨制工具。这些磨石被当做工具使用的同时,也具有潜在的象征意义。 荷兰莱顿大学的Tom Breukel对前殖民时代晚期加勒比海磨制石器原料选择和制作技术进行了显微镜示踪技术分析。他首先进行制作实验并在显微镜下观察不同石料的坯子在不同技术阶段的微痕,结果显示不同的岩石能够根据条痕和剖光的存在与否和存在的多少,以及剖光形态和粗糙程度分辨出他们之间的不同。然后与前殖民时代的加勒比海遗址的石器进行对比,分析其磨制和剖光技术。 意大利La Sapienza大学的Isabella Caricola对法国南部Cabrieres矿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不同大小的石英岩制成的石锤和石镐进行实验和技术功能分析。他运用低倍和高倍显微镜观察这些石器的微痕,从基质到石英矿物颗粒上的痕迹都需要观察。他们在这一地区进行了红铜矿的开采实验,然后与遗址出土的样本进行比较。 荷兰莱顿大学的李为亚在河南贾湖遗址的磨石上磨制了石头、大米、小米和橡子,然后比较他们之间的微痕区别,发现磨制石头产生的光泽和磨制其他三种东西的光泽不同,但是磨制其他三者产生的光泽并无明显差别。 功能分析 9位学者介绍了利用民族学和实验的方法,结合考古出土情况研究磨制石器功能方面的研究。 希腊Thessaloniki Aristotle大学的Maria Bofill介绍了研磨植物获取食物的考古实验,并主要介绍了植物成分和工具动力对于微痕形成以及磨制过程中使用的工具原料的影响。并讨论了实验中工具种类和工具大小的生产效率问题。 西班牙Lleida大学的Natalia Alonso介绍了他们建立的世界上手磨石的民族学材料数据库,包括从工具的制造行为到产品形成的最后阶段的所有资料。例如:原料获取、工具套中工具的准备顺序、空间分布、性别问题、使用的植物、最后的成品类型。数据库中记录的所有资料都和磨制过程中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相关。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歌德学院的Stephanie Dopper认为也门铜器生产遗址—Alkhashbah所出的磨制石器与铜器生产有关。发掘者用3D技术详细记录了这些石器的空间分布情况。 以色列海法大学的AAron Greener介绍了以色列青铜时代晚期Tel Megiddo城东部的磨制石器。主要有四柄碗和大型喇叭口碗,还有标准化的玄武岩指环、立方体和穹形的器物、打磨器、剖光器、磨石和其他具有特色的器物。探讨了这些器物是否能够用来说明该遗址和不远处的大型宗庙建筑内的宗教活动之间的关系。 石磨研究 有10位学者发言。分别介绍了欧洲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石磨的原料、石料开采、生产和使用,以及磨石研究的方法等。 社会经济意义 12位学者发言,阐释了磨制石器研究可以提供精神、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信息。 德国柏林大学的BirgulOgut讲述了土库曼斯坦早期铜石并用时代磨制石器的空间分布和背景。在遗址的建筑中,有些建筑中发现有石器,有些建筑中没有,这或许说明铜石并用时代MojukliDepe遗址的人们接受和拒绝创新的消费策略。 英国雷丁大学的David Mudd介绍了Wadi Faynan16前陶新石器时代A时期的遗址装饰石器的象征意义。民族学分析表明,第一,这代表了社会认同和与一个血缘群体的关系;第二,代表了人们和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之间的关系;第三,代表并维系了个人、族群和他们原本聚落之间的联系。 以色列海法大学的RivkaChasan介绍了黎凡特南部晚期铜石并用时代的玄武岩容器装饰。通过对比这一地区这一时期的这些器物的生产、装饰和分布,认为这一时期该地区的地区间互动不断增强,但并不清楚这些装饰的内涵,也不清楚它们的内涵是否在该地区都是一样的。 以色列海法大学的Barak Tzin介绍了黎凡特南部青铜时代中期II阶段玄武岩磨制石器的标准化,包括石料选择、石坯、生产技术和形状。或许这些磨制石器的生产和分配受到了某机构的控制。 希腊Thessaloniki亚里士多德大学的TasosBekiaris研究了希腊Avgi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8000多件磨制石器和副产品的生产、使用、修护、损坏和丢弃过程,认为这个遗址在各种社会活动和各种地方使用这些石器,这就为探讨磨制石器在社会认同和社会意义形成中的作用提供了信息。 德国联邦考古研究所的Mike Teufer通过磨制石器的研究揭示了为什么塔吉克斯坦的Saridjar遗址在从青铜时代晚期到早期铁器时代转变的过程中,经济模式从农业转为流动的畜牧业。用石灰岩的石片做石镰,用残破的磨制石器做石锄来做实验,明确了该遗址的农业技术的发展。 法国Inrap的Geert Verbrugghe介绍了西欧铁器时代、罗马和中世纪时大量使用但是被研究忽视的石臼。这些石臼不仅在城市中使用,在乡村也使用,大多和宴享有关。他们不仅被使用在食物准备中,也使用在药物、化妆品准备和其他活动中。 法国的Caroline Hamon利用高加索Kura盆地从新石器时代到早期青铜时代出土的磨制石器研究了该地区经济的历时性变化。提出该如何理解农业和游牧的重要性,不同环境下定居的程度和流动的人口的重要性?什么样的证据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石器的巨大变化带来的技术进步等问题。 本次会议研究议题涵盖的地区广,包括亚洲、欧洲、美洲、非洲等地区;年代跨度大,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到中世纪时代,个别研究甚至下探至16到20世纪;讨论的内容全,基本涵盖了磨制石器从石料开采、获取、生产、分配、消费、功能、社会意义等各个研究领域,并且利用了目前磨制石器中所使用的类型学、民族学、实验考古、微痕分析、地质学等方法,反映了目前世界上对于磨制实验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会议还安排参观了两个采石场,使大家对欧洲罗马时期采石的方法和规模有了直观的了解,是研究磨制石器不可多得的比较材料。参会人员大多是中青年学者,他们是未来世界磨制石器研究的源头活水,世界磨制石器研究这块半亩方塘,必将由于他们的加入而保持明净。 我国的磨制石器研究起源于上世纪40年代,但是直到上世纪末,对于磨制石器的研究都停留在器物型制的相关研究上,包括对磨制石器进行分型分式,在发掘报告中进行分类描述,对某种类型的石器进行分布范围和年代的研究等,但也有利用民族学和力学知识对其进行功能分析的。此时虽然已将磨制石器的出现和类型与经济模式相联系,但是缺少链接这种联系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微痕分析虽然在80年代已经被介绍到中国,但是鲜有开展。进入21世纪,一批青年学者开始利用地质学、实验考古、微痕分析、残留物分析等方法对磨制石器展开石料、生产技术、石器功能、生产组织以及与经济方式的转变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手段日渐丰富,研究内容日益全面。发掘报告中也出现了石器研究的专门部分。但是总体来讲,我国的磨制石器研究还开展的较少,还没有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很多方面还有待探索,我国的磨制石器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11月17日6版)责编:韩翰

(责任编辑: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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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览:

    2008年10月20日,美国耶鲁大学杰夫瑞• 尤金• 卡纳博士应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做学术报告。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研究员主持,来自北京大学、澳大利亚拉楚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师生学者参加会议。报告的题目为:“两城镇的石器生产和使用”。
    报告从原材料、制作、使用者和使用方式等4个方面研究了两城镇遗址龙山时期石器的生产和使用状况, 认为精英阶层也直接参与到实用器的生产和使用中,并且某些特定器类如镞、钺是整个社会包括精英阶层和普通大众的标志物。此外还利用微痕分析、石器复制、空间和技术分析等方法研究了邻近地区的石器状况,表明他们也开始了某些石器的专门化生产。

第一组发言学者与参会人员讨论

河南洛阳市白马寺唐代窑址发掘简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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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荼荼

江苏镇江市出土的古代瓦当  20世纪90年代,在镇江陆续出土了近百件瓦当,时代主要为三国至唐宋时期。其中,汉末、三国时期有云纹和兽面纹瓦当;东晋至唐代则以莲花纹和兽面纹瓦当为主;宋代不见莲花纹瓦当,而多见简化兽面纹及动物纹瓦当。另外,六朝铁瓮城出土的瓦当最为丰富和典型,为研究该城历史沿革等也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梁中合研究员介绍了日照尧王城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与新认识。日照尧王城遗址是山东东南部一处主要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中期的重要城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曾经对该遗址进行过发掘。2012年至今考古所山东队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对该遗址进行新的发掘,通过5年连续不断的工作,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首先,确立了城址的存在。第二,明确了城址的规模和范围。第三,对城址的内城、外城进行了发掘,明确了城墙的建筑结构、建筑技术、始建年代等问题,同时发掘的还有墙外侧的环壕。第四,发掘了一批主要的遗迹,包括房址、祭祀台基、灰坑、器物坑、墓葬等。第五,出土了一大批重要的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尧王城城址是目前黄河下游地区发现的最大的史前城址,从目前发现的三圈城墙的范围计算,总面积接近400万平方米。尧王城城址的发现与发掘对我们认识鲁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明化进程及在中国史前时期的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调查与发掘: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韩辉研究员介绍了胶东半岛的相关考古发现与研究,分析归城及周边周代聚落布局及墓葬特点,粗线条勾勒了胶东半岛中原化文明进程中的文化变迁及其动因。同时与鲁故城及周边聚落群相比较,考察周代分封制度下的鲁西、胶东地区“点—线—面”式统治控制模式。

江苏镇江市出土的古代瓦当(镇江古城考古所)

青铜时代晚期的城市和经济

河南洛阳市白马寺唐代窑址发掘简报  1998年,在洛阳白马寺院墙以东发现1处窑址,为4座窑室共用1个操作坑的组窑,除1座烧造陶器外,其余都是砖瓦窑。这种兼烧不同产品窑室的组窑,是目前仅见的这一时期的实例。该窑应与武则天对大白马寺的扩建有关,是官窑,其开掘时间在盛唐,废弃时间在晚唐以后或唐末。

地域聚落系统及文化背景

考古前沿:

第四组发言学者与参会人员讨论

考古学家·考古学史

来自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分校的加里·克劳福德教授讨论了古植物考古学对龙山文化研究的贡献,他主要利用两城镇遗址古植物浮选样本的结果,指出遗址年代学的8个时期内,植物遗存的密度在早期较高,但早期和晚期的植物类别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各类植物遗存在不同空间、时间有不同分布特征。两城镇遗址中,植物遗存密度随着时间递减以及遗址中期稻米相对于粟的重要性是两个值得注意的重点。

论六朝瓦当(刘建国、潘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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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济(刘文锁)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李旻教授指出,来自传说时代的社会记忆为中国早期城市选址的基点,历经政治权力的转变形成一个城与墟的历史叙事,成为中国早期城市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曲阜鲁故城就是这类早期城市的典型代表之一。通过地面的踏查与地层剖面的观察相结合,尤其要重视科罗娜卫片和水利工程的古地图,报告揭示了从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到帝国时期的不同阶段“鲁国”区域城市聚落的发展与山川地貌环境变化的关联性。

内蒙古朱开沟遗址有关问题的分析  1977~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朱开沟遗址进行发掘,共清理83座房址、329座墓葬,出土了陶器、石器、青铜器等遗物。根据这批材料,可以对该遗址的文化分期与年代、文化性质与谱系等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遗址可分为三期,均可以纳入朱开沟文化的范畴,属于中国早期青铜时代文化之一。

摄影:王诗涵

内蒙古朱开沟遗址有关问题的分析(韩建业)

山东大学的栾丰实教授认为苏鲁沿海地区的城址出现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晚阶段,丹土、尧王城、藤花落是典型代表。之后的龙山时代双重城址出现,两城镇、尧王城最具特色。结合中原和长江流域等地区史前城址的出现和发展情况,报告将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结构的演变过程分成4个阶段:前裴李岗时代是一般聚落;裴李岗时代属于环壕聚落;仰韶时代晚期(距今5500~5000)城和壕组成的城址出现;龙山时代,出现同时共存的内外结构的双重城址。而双重城址阶段是由单城模式向类似二里头遗址这类宫城和廓城这种内外城结构演变的中间环节。也可以认为是中国史前城市化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阶段。

内蒙古敖汉旗蚌河、老虎山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博物馆)

2018年10月25-27日,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唐氏早期中国研究中心、耶鲁大学、山东大学、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资助和主办,哥伦比亚大学唐氏早期中国研究中心承办的“早期城市和经济:帝国兴起前山东半岛城市化,区域政治与经济网络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举行。来自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山东大学、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纽约大学等单位的海内外学者及美东地区多所院校学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适逢田野考古报告《龙口归城—胶东半岛地区青铜时代国家形成过程的考古学研究》及时出版,为大会献礼,这是近年来系统探讨山东地区古代文明的最重要的一次国际会议。

《丸都山城——2001~2003年集安丸都山城调查试掘报告》简介(叶知秋)  《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简介(叶知秋)

丹土遗址是鲁东南史前聚落群中非常重要的遗址,200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曾对其进行发掘,相关报告尚未发表。刘延常先生对丹土遗址多年的考古发现、收获进行了详细介绍,丹土遗址与两城镇遗址相距仅4.5公里,两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的面貌近似,应属同一文化类型,赞同丹土与两城镇是前后相继发展的观点。认为鲁东南地区区域化文明进程有自身特点,鲁东南区域文化演进并非是单一群团或支系的自我演进,有可能是多族群相互竞争下的格局。鲁东南地区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存反映的或许是东夷族团支系势力的发展、繁荣、重组和扩张。

考古与科技:

哥伦比亚大学唐氏早期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峰教授主持开幕式

考古简讯:
安徽无为县发现一座宋代砖式墓(何福安)

山东大学方辉教授介绍了一则有关东夷祭祀用牲的刻辞,并将这则刻辞释读为:东夷㞢曰:千森,王图片 6于之,八犬、八豕、四羊、图片 7四。卯于东方析,三牛、三羊、图片 8三。商代甲骨文中“东夷”的称名,这是目前所知唯一的一则记录。结合铜山丘湾的考古发现,方辉教授认为商代东夷以犬为本位的祭祀行为及祭祀和葬俗中的重偶习俗,都是史前东夷文化的自然延续。而以祭祀祭牲为代表的信仰或意识层面的文化因素,较之器物为代表的物质层面的文化因素要持久的多。在主要是以陶器来界定考古学文化的情况下,人们习惯于把特定的陶器群直接与某一族群划等号,但实际情况则要复杂得多。

黑龙江海林市兴农渤海时期城址的发掘   1994~1995年对黑龙江海林市兴农古城址进行了钻探和发掘。城址呈不规则方形,周长约542米,大致在南城墙中部置一城门。城墙系夯筑而成,墙外有一条壕沟。城内早期遗存为早期铁器时代,约当两汉时期;晚期遗存为渤海时期。该城址的建筑与使用年代大约为渤海中晚期,应以防御为主要功能。

撰稿:庞小霞

研究与探索:

纽约大学的江雨德教授的报告介绍了山东大学中美制骨实验工坊中对大辛庄出土骨器的仿制过程,大辛庄的骨器生产很明显地以多样的技术与工具为特征,大辛庄的骨器生产并非大型作坊形式,它们应被归纳为小规模、部份临时性的当地制造,并从首都的作坊进口至少部份的产品。

黑龙江海林市兴农渤海时期城址的发掘(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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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发现一座仰韶文化中期特大房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灵宝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荆山皇帝陵管理所)

此次会议是围绕海岱地区早期城市与经济的第一次集中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议题聚焦山东半岛,汇报时间充分,讨论时间充裕。相信此次会议必将推动这一区域早期城市、聚落、经济、社会等相关综合课题的研究。

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酒遗存的化学分析——兼谈酒在史前时期的文化意义   对两城镇遗址出土陶器残留物所进行的化学分析,第一次提供了中国史前时期生产和使用酒饮料的直接证据。研究表明,在龙山文化中期,两城镇先民采用稻米、蜂蜜和水果等原料生产出一种混合型酒。人们不但在日常生活中饮酒,而且还将酒用于丧葬行为之中。

第二组发言学者与参会人员讨论

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酒遗存的化学分析——兼谈酒在史前时期的文化意义(麦戈文、方辉、栾丰实、于海广、文德安、王辰珊、蔡凤书、格里辛·霍尔、加里·费曼、赵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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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早期城市组织结构的变化

审稿:李峰

25日下午5点,研讨会开幕式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所在的普利策大楼世界堂隆重举行,哥伦比亚大学唐氏早期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峰教授担任主持并首先致欢迎辞。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系主任商伟教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书记刘延常代表郑同修院长、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教授、耶鲁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文德安教授等分别在开幕式致辞。

来自山东龙口博物馆的马志敏先生介绍了关于龙口市归城城址保护规划的情况,报告在回顾了山东归城遗址考古发现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目前归城故城遗址文物保护总体规划,此规划分近期和远期两部份。近期规划实施重点包括前期工作、文物本体保护、建设巡护路、环境整治、展示利用和保护管理等六个部分。远期规划则包含更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对遗址进行复原和仿真、以及遗址公园的建设。

本组议题的主持人是来自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刘延常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唐锦琼研究员以胶东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青铜器为例,探讨了西周的“远东”和“极东”地区中原化进程的相关问题。“远东”是指的胶东地区,自西周早期,胶东地区“归城铜器群”揭示“远东”积极主动参与中原地区事务。西周晚期以后铜器铭文上主要反映的是与周边国家的交往,表明“远东”进入了文化的稳定期,业已完成中原化的过程。“极东”地区是指距离中原地区更远的长江下游地区,包括宁镇地区和环太湖地区。这个区域也是自西周才开始出现大量青铜器,既有周人文化因素也有本地文化特征。同时本地流行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葬俗是以土墩墓为主。远东区域中原化进程是随着楚文化的进入,到战国晚期才最终完成。远东地区和极东地区文化变迁过程的差异并非仅仅是时间早晚的差别,更是土著文化接纳外来文化态度和方式上差异。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刘延常研究馆员介绍了曲阜鲁故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及鲁文化、鲁故城的传承与保护。曲阜鲁故城在1977-1978年调查发掘后,2011-2018配合曲阜国家遗址公园建设又做了多次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基本廓清了鲁故城的布局和结构。鲁故城为郭城内套宫城之结构,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晚期的宫城城内面积约12万平方米。郭城布局包括城门12座、道路、排水、墓地、手工业、市等功能区分明确。宫城内西南部发现两座大型夯土基址包含多个时代遗存,每个时期功用或有不同。在宫城和郭城之间,宫城的南部、东南部夯土基址群或为卿大夫贵族居住区,東北角为平民居址区。鲁文化因素以周文化为主,又融合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早晚分布空间不同,儒学形成于鲁文化中,成为齐鲁地域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与组成部分。历代对儒家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使得曲阜形成了独特的城市特征。以“曲阜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为契机,对鲁故城开展保护、利用与展示,让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民众,鲁故城与曲阜城市更加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再度彰显出文化传承的魅力。

该组议题的主持是来自山东大学的方辉先生。耶鲁大学的文德安教授尝试通过石器使用-磨损分析、探查区域内优质粘土的分布以及岩相学分析等手段来研究两城镇的陶器制造业。关于该遗址陶器的消费模式,文德安认为在第一发掘区内的各个时期,每一种劳动密集型陶器的消费均在区域内广泛分布,且数量和多样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与此同时,报告认为两城镇遗址和调查区域的其他遗址都提供了不同种类的石器工具在消费和生产方面的详细信息。重点是重新考虑第一发掘区内石器生产的大量证据(毛坯、半成品、剥片、岩屑),考虑随时间推移而出现的空间分布差异以及生产策略是否有变化。应该意识到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石器手工业生产、分配和消费模式并不单一。

消费与生产: 早期城市与区域经济网络

本组议题的主持人是来自山东大学的栾丰实教授。山东大学的王芬教授汇报了山东焦家遗址的最新发现和收获。焦家遗址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西北20公里处,据城子崖仅5公里,遗址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遗址年代主要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2016-2017年发掘面积2170平方米,发现了极为丰富的大汶口文化遗存,包括1圈夯土墙和壕沟、215座墓葬、116座房址和1座陶窑等,在发现的974座灰坑中,绝大多数属于大汶口文化,此外还包括少量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汉代灰坑。这批墓葬材料是首次在海岱地区取得的一批系统而丰富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葬和祭祀的资料,同时焦家遗址也是目前发现的海岱地区年代最早的城址。长期、系统的开展焦家遗址的聚落考古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对于探讨中国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结构和人地关系、深化中国东部地区的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来自山东大学的陈雪香教授尝试讨论晚商时期夷式簋使用人群所属族群的身份认同,并结合夷式簋、盔形器的分布特征探讨晚商的海盐流通。她认为夷式簋的使用人群是东方夷人族群,具体可能是生活于鲁北兰家遗址的菑氏一族。从一定角度来看,殷墟夷式簋使用者更像是扮演了商业贸易体系中盐商的角色,而不是政治经济体系中受王室直接管理的徙盐者。

第三组发言学者与参会人员讨论

该组议题是由来自耶鲁大学的文德安教授主持,加里·费曼先生的报告主要对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山东半岛东南沿海22个季度的田野工作做了回顾和综述,指出该区域从新石器时代到秦汉时期,聚落历时性演变历经7个阶段,北辛至大汶口早期——最早的聚落形成,大汶口晚期——建立了适宜的生存环境,龙山早期——中心聚落和人口膨胀,龙山中晚期至岳石——长期边界的确立,商、西周——处于中央王朝边缘的政治更迭,东周——融入扩张,秦汉——政治一统、经济共同体和人口增长。对每个阶段的特点,报告进行了总结并对山东东南沿海地区长期的调查工作得出5项结论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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