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视野下的海上丝绸之路,亚太的早期航海

作者:文物考古

    由哈佛燕京学社主办的“亚洲—太平洋的早期航海——海洋考古学的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6月21-23日在哈佛大学举行。来自中国、菲律宾、英国、墨西哥、美国等地的30余位海洋考古学者及波士顿地区东亚考古、历史学者与会,就亚太地区航海史与海洋考古学课题深入讨论。

        根据考古学、民族学的调查研究及历史档案的记载,人类最早跨越太平洋的明确的航行始于16世纪西班牙的“马尼拉帆船”。该航路西起菲律宾的马尼拉,并通过闽南月港广泛联系明王朝东南沿海私商腹地,经北太平洋缓流航行至北美海岸南下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并与大西洋、欧洲联系起来。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水下考古工作中,菲律宾、墨西哥及美国华盛顿、俄勒冈、加州海岸都接连西班牙马尼拉帆船遗址,闽、粤沿海的平潭、东山、南澳、西沙等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私商贸易沉船,这些水下考古成果,为重建“马尼拉帆船”航路这一太平洋航海与早期全球化的重要历史提供了实证资料。

图片 1马尼拉帆船贸易路线图,引自NOGAMA Takenori, The Trade Networks of Japanese Porcelai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16世纪前后,东西方先后进入大航海时代。从西方来看,随着地理大发现的进行,世界贸易格局开始发生变化。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相继分别向东、向西跨越印度洋和太平洋到达东亚海域,加入到亚洲贸易网络,并通过长距离的跨洲洋贸易将传统的亚洲贸易融入到世界贸易的大格局中去,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的早期全球贸易时代。因此,马尼拉帆船贸易是近代世界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一环。“马尼拉帆船(Manila galleons)”指的是16世纪末至19世纪初期,活跃在太平洋航线上的西班牙商船。西班牙经营的这条主航路是以马尼拉为远东基地、跨越太平洋与大西洋的亚美欧航路,即马尼拉—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 de Juárez)—墨西哥东岸的韦拉克鲁斯(Vera Cruz)—西班牙的航线。西班牙渡大西洋占有墨西哥后,又横跨太平洋到达菲律宾,并于1571年占领马尼拉,继而从马尼拉北上,驶向我国的台湾及闽粤沿海一带,逐渐构筑从福建海澄县的月港至马尼拉航线。 从东方来看,宣德以后,随着明朝官方朝贡贸易从海洋退缩,中国东南沿海私商贸易逐渐兴起。特别是到明代中后期,以闽南海商为主的民间私商贸易越来越活跃,贸易通道更为畅通。除通过琉球国与南海诸国间接贸易外,还寻求开通与东南亚各国的直接贸易,逐步恢复传统的海洋社会经济圈。受西方人贸易的刺激,嘉靖以后,中国东南沿海的私商活动演变得更为激烈,几乎遍及闽浙沿海,甚至出现了像以林凤、李旦、郑芝龙这样的巨头为首的武装集团。他们往往具有庞大的资产、船队与武装力量,活跃在北到日本、南到东南亚的海域上。他们作为环中国海海域的主人,在早期西方人的转口贸易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环中国海海域发现的16世纪以来的丰富的沉船资料及成批船货,揭示了中国东南海商势力的发展及其在海上贸易的活跃。 西班牙人以菲律宾马尼拉为基地开展起来的贸易,其货物主要依赖中国商人供应。他们占领菲律宾之后,很快与中国商人建立了贸易往来。西班牙统治者曾积极鼓励中国商船到马尼拉贸易。据文献记载,1580年以后每年到菲律宾的中国商船有40~50艘之多。隆庆元年月港开放使闽南商人在合法贸易中独占先机。福建商船将大量的丝绸和瓷器等物资运到菲律宾马尼拉,奠定了大帆船贸易的基础。从马尼拉回国的中国帆船,除银元外几乎别无他物。大量的西班牙银元输入闽南、粤东地区并在民间广泛流通,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 16~19世纪跨太平洋的马尼拉帆船贸易作为早期全球贸易体系的重要一环,既是沿线各国包括中国、日本、菲律宾等为主的东亚、东南亚国家,与西属美洲殖民地及欧洲西班牙等国在内的各种物产、物资、人员大流动的通途,同时又是沿线各地文化大交流、融合的过程。作为中西文化沟通和交流的重要途径,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是一个全方位、立体、动态的过程。目前,在这一航线上仍保存着丰富的海洋文化遗产。 中西方学术界都非常重视这一课题的研究。目前,墨西哥的考古工作者已经就“马尼拉帆船”项目对包括阿卡普尔科的圣地亚哥城堡,以及下加利福尼亚地区发现的沉船及其他遗址点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工作。在整个航线上从南海菲律宾地区至北美西海岸地区,不断发现西属沉船资料。西班牙拉美殖民地及太平洋岛屿上西属殖民地考古工作、航路上沉船打捞工作的不断进行,逐渐揭示出越来越多的海洋考古遗存。我国东南海域发现与之密切相关的沉船,在广州、漳州、厦门等地的港口城市及周边地区还发现许多西属银币及西班牙人墓碑,加上以陶瓷为代表的船货生产地考古发掘和调查的逐渐深入,都为我们生动再现这一海洋文化历程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欧美及拉美地区的博物馆中,也保存有属于这一航路上的丰富的海洋文化遗存。 伴随海上沟通而进行的文化传播,使得贸易沿线各个地区的多元文化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碰撞、交流和融合。伴随这种接触过程的还有知识的传播,以及植物、动物和人群的流动。借助于马尼拉帆船贸易,在明清之际形成了中国与拉美地区之间的首次文化交流高潮,对促进南美各国的经济发展,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的丝绸、瓷器以及日本的瓷器、漆器等大量输入拉美国家,对当地工艺制作及人们日常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玉米、土豆、西红柿、番薯乃至烟草等美洲作物也通过这条航路传入亚洲,影响了亚洲人的饮食结构及生活方式。 16世纪以来,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马尼拉帆船贸易是近古世界海洋贸易的重要环节,这条航路也是16~19世纪以中国闽粤沿海为中心的东亚与西方世界海洋联系的主要通道之一。它与葡萄牙人于16世纪开通的、荷英等主导的跨印度洋航路,共同构成近500年来东方联系西方的“新海上丝绸之路”环球网络。从海洋文化遗产入手,从考古的角度揭示和复原,必将生动再现这一段历史,提供给我们更丰富的认识,对现今我国发展海洋战略,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8月4日第3版)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人们借助季风与洋流,利用传统航海技术开展东西方交流的海上通道,也是东西方不同文明板块之间经济、文化、科技、宗教和思想相互传输的纽带。简言之,海上丝绸之路就是古代风帆贸易的海上交通线路。参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活动的族群主要有:古代中国人、波斯-阿拉伯人、印度人、马来人以及大航海时代以后的西方殖民贸易者。

    根据考古学、民族学的调查研究及历史档案的记载,人类最早跨越太平洋的明确的航行始于16世纪西班牙的“马尼拉帆船”。该航路西起菲律宾的马尼拉,并通过闽南月港广泛联系明王朝东南沿海私商腹地,经北太平洋缓流航行至北美海岸南下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并与大西洋、欧洲联系起来。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水下考古工作中,菲律宾、墨西哥及美国华盛顿、俄勒冈、加州海岸都接连西班牙马尼拉帆船遗址,闽、粤沿海的平潭、东山、南澳、西沙等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私商贸易沉船,这些水下考古成果,为重建“马尼拉帆船”航路这一太平洋航海与早期全球化的重要历史提供了实证资料。

        厦门大学吴春明首先报告了《东亚海域前欧洲时代的沉船考古与地区贸易网络形成》,通过东亚海域多处宋元明初沉船航路的分析,提出欧人东渐之前“四洋”航路体系的形成,已经构筑了一个环中国海的跨界海洋文化共同体,是葡、西时代早期全球化的重要基础。菲律宾国家博物馆的Bobby C. Orillaneda博士在《东南亚十五世纪的商船与海港》一文中,也通过东南亚海域发现的多处沉船资料,阐明“欧洲接触”之前东南亚海洋文化“共同体”的出现。

以古代中国为视角,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成熟于隋唐五代,兴盛于宋元明时期,衰落于清代中晚期。海上丝绸之路既包括国家管控的官方贸易,也涵盖民间自发的贸易形态。官方贸易以郑和下西洋(1405—1433)为巅峰,民间贸易则以明代“隆庆开海”(1567年)为标志,曾一度达到极度繁盛的状态。

    厦门大学吴春明首先报告了《东亚海域前欧洲时代的沉船考古与地区贸易网络形成》,通过东亚海域多处宋元明初沉船航路的分析,提出欧人东渐之前“四洋”航路体系的形成,已经构筑了一个环中国海的跨界海洋文化共同体,是葡、西时代早期全球化的重要基础。菲律宾国家博物馆的Bobby C. Orillaneda博士在《东南亚十五世纪的商船与海港》一文中,也通过东南亚海域发现的多处沉船资料,阐明“欧洲接触”之前东南亚海洋文化“共同体”的出现。

        大部分的研究集中在“马尼拉帆船”的发现与研究上。墨西哥国家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的Roberto Junco博士在《十六世纪马尼拉帆船的航海考古考察》一文中,依据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总结了1564至1594年间马尼拉帆船形态、结构特点与航海技术的发展。英国剑桥大学海洋考古研究中心的Brian Fahy与Veronica Walker Vadillo合作的《从麦哲伦到乌达内塔:西班牙早期太平洋探险与马尼拉阿卡普尔科帆船贸易的建立》,回顾了西班牙人发现美洲后,开辟从东南亚香料群岛到欧洲之间的贸易航路历史。美国加州金银岛博物馆的Edward Von der Porten在《美洲西海岸发现的十六世纪马尼拉帆船船货》,根据1576年至1595年间几艘纪年沉船瓷器的比较研究,建立起“克拉克”瓷器分期序列。美国华盛顿州交通局文化遗产处的Scott S. Williams在《美国俄勒冈州马尼拉帆船沉址的调查研究》,通报了俄勒冈海岸一艘运载马尼拉帆船遗址调查的最新进展。美国德克萨斯泛太平洋大学的Russell K. Skowronek教授的《肉桂、瓷器与丝绸:探索马尼拉帆船贸易背景下西班牙社会的全球化》,通过考古发现与文献档案的研究,分析了东南亚香料、瓷器、丝绸等通过美洲到达伊比利亚,影响欧洲贵族社会生活的情景。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研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遗存是港口、沉船和贸易品。通过对此类遗存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海上丝绸之路上古代族群、语言和宗教的交流,看到海上丝绸之路上丰富而精彩的历史细节。

    大部分的研究集中在“马尼拉帆船”的发现与研究上。墨西哥国家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的Roberto Junco博士在《十六世纪马尼拉帆船的航海考古考察》一文中,依据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总结了1564至1594年间马尼拉帆船形态、结构特点与航海技术的发展。英国剑桥大学海洋考古研究中心的Brian Fahy与Veronica Walker Vadillo合作的《从麦哲伦到乌达内塔:西班牙早期太平洋探险与马尼拉阿卡普尔科帆船贸易的建立》,回顾了西班牙人发现美洲后,开辟从东南亚香料群岛到欧洲之间的贸易航路历史。美国加州金银岛博物馆的Edward Von der Porten在《美洲西海岸发现的十六世纪马尼拉帆船船货》,根据1576至1595年间几艘纪年沉船瓷器的比较研究,建立起“克拉克”瓷器分期序列。美国华盛顿州交通局文化遗产处的Scott S. Williams在《美国俄勒冈州马尼拉帆船沉址的调查研究》,通报了俄勒冈海岸一艘运载马尼拉帆船遗址调查的最新进展。美国德克萨斯泛太平洋大学的Russell K. Skowronek教授的《肉桂、瓷器与丝绸:探索马尼拉帆船贸易背景下西班牙社会的全球化》,通过考古发现与文献档案的研究,分析了东南亚香料、瓷器、丝绸等通过美洲到达伊比利亚,影响欧洲贵族社会生活的情景。

        厦门大学刘淼博士在《东西方间的早期海洋文化交流——东亚海域16、17世纪沉船的初步研究》中,通过华南、东南亚海域10多处16、17世纪沉船船货的分析,阐明了华南瓷器相继通过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商船外销欧洲的进程,以及华南考古发现中的早期全球化“印记”。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邓启江通过《中国东海宁波小白礁I号沉船的调查与发掘》,报告了小白礁清代沉船的考古发现,以及船货内涵展示的与东亚、东南亚的贸易关系。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典时代的风帆贸易

    厦门大学刘淼博士在《东西方间的早期海洋文化交流——东亚海域16、17世纪沉船的初步研究》中,通过华南、东南亚海域10多处16、17世纪沉船船货的分析,阐明了华南瓷器相继通过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商船外销欧洲的进程,以及华南考古发现中的早期全球化“印记”。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邓启江通过《中国东海宁波小白礁I号沉船的调查与发掘》,报告了小白礁清代沉船的考古发现,以及船货内涵展示的与东亚、东南亚的贸易关系。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傅罗文教授、波士顿大学考古系慕容杰教授主持了研讨会。会议还讨论了今后再亚太海洋考古领域加强国际合作、扩大学术交流的具体方案。

海上丝绸之路是人类交通文明的智慧结晶,它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季风与洋流则是影响海上航行最重要的自然因素。古代中国人、印度人、波斯—阿拉伯人很早就发现了季风的规律。以中国东南沿海与东南亚地区为例,每年的冬季盛行东北季风,风从中国东南沿海吹向东南亚;每年的夏季盛行西南季风,风从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马来半岛一带刮向中国东南沿海。正因南海海域的季风存在这样明确而守时的规律,古代中国航海家称之为“信风”。居住“季风吹拂下的土地”上的人们,利用季风规律,开展往返于中国东南沿海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海洋贸易,冬去夏回,年复一年。风帆贸易的传统,使得“祈风”成为一种重要的海洋祭祀活动。泉州九日山的祈风石刻,便是这种祭祀传统留下的珍贵遗产。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傅罗文教授、波士顿大学考古系慕容杰教授主持了研讨会。会议还讨论了今后在亚太海洋考古领域加强国际合作、扩大学术交流的具体方案。(哈佛燕京学社)

来自:中国文物报2013年6月28日  链接:

洋流也是影响海上航行的重要因素。例如太平洋西岸的黑潮,是十分强劲的洋流,对古代福建、台湾海域的航行有重要影响。横跨太平洋的“大帆船贸易”(1565—1815),正是因为西班牙人发现了北太平洋洋流规律(即北赤道暖流—黑潮—北太平洋暖流—加利福尼亚寒流的洋流圈),才得以实现菲律宾马尼拉—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之间的航行。

 

自然因素影响下的风帆贸易,决定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运特征。首先,由于季风的转向与反复,使得双向交流互动成为可能。其次,季风的季节性和周期性,使海洋贸易也具备了周期性的特征。如从中国东南沿海去东南亚,冬去夏归,一年一个周期;如从中国去往印度洋,则需在马六甲等候风向转换,再加一个年度周期完成在印度洋海域的航行,故郑和前往波斯湾等西洋地区,至少要以两年为一个贸易周期。最后,由于季风与洋流的影响,使海上丝绸之路具有港口转口贸易的明显特征,即中国航海文献所称“梯航万国”,像阶梯一样一站一站地实现货物的转运,同时也使海洋贸易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港口是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枢纽

港口遗址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遗存,包括码头遗迹、导航设施(航标塔)、海洋贸易设施(市舶司)、宗教与祭祀遗迹、造船厂以及窑址丝绸作坊等生产设施等。中国境内的主要海港遗址有广州港、泉州港、福州港等。海外的港口主要有越南的占城、印度尼西亚的巨港(旧港)、马来西亚的满剌加(马六甲)等。西方殖民贸易时期形成的港口则主要有里斯本、开普敦、霍尔木兹等。

以港口为桥头堡,由不同族群主导的海上贸易活动形成了各自的贸易线路与网络。古代中国人的海上贸易线路,以郑和航海时代为例,其主要的海上航线为:南京—泉州—越南占城—印尼巨港—斯里兰卡“锡兰山”(加勒港)—印度古里(卡利卡特)—波斯湾忽鲁谟斯(霍尔木兹)。这条航线将环南海贸易圈、印度—斯里兰卡贸易圈和波斯—阿拉伯贸易圈连贯成一条国际性的海上贸易网络,进而延展至东非和地中海世界。进入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以后,西方殖民贸易者建立了有别于古代波斯—阿拉伯、印度人和中国人的贸易航线,如葡萄牙人的贸易线路为:里斯本—开普敦—霍尔木兹—果阿—马六甲—澳门—长崎;西班牙人的贸易线路为:菲律宾马尼拉港—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秘鲁。澳门—马尼拉则是对接葡萄牙人贸易网络与西班牙人贸易网络的航线。

沉船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证

沉船是见证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遗存。世界范围内,从事海洋贸易的古典时代帆船,最典型的船型有中国帆船、阿拉伯帆船和西班牙大帆船。这三种船型,各有其特点:中国帆船使用水密隔舱、用艌料捻缝、用铁钉钉合船板;阿拉伯帆船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以棕榈绳等缝合船板;西班牙大帆船则承袭了地中海帆船的血统,以高耸的船首和尾楼甲板而著称,其舷窗的设计大大方便了商船的货物装卸(也适合作为战船火炮的射孔)。

中国帆船一般分为福船、广船和浙船三大类型(另有内河航运的沙船,但不适合航海)。迄今为止,我国水下考古发现的沉船,以福船为最多,如泉州古船、“南海一号”“华光礁一号”等。所谓福船是福建、浙江一带沿海尖底海船的通称。福船首部尖、尾部宽、两头上翘、首尾高昂,且船体大、吃水深、操纵性好,因而可作远洋运输船。据研究,郑和下西洋所造宝船,即以福船为基本船型。著名的新安沉船,发现于韩国海域,是从我国宁波港出发的一艘元代远洋海船,这种帆船的外形,可以从日本《唐船图》中看到。

从考古发现的贸易品看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不同文明板块之间交流的海上通道。由于自然资源与人文传统的不同,基于各自的地理单元,旧大陆形成了不同体系的文明板块,各板块的资源、产品、科技、宗教与思想存在自身的独特性,使交易与交流成为可能。因为中国丝绸、瓷器、茶叶的大量外销,古代海上交通航线素有“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茶叶之路”等美誉;而从产品输入的角度来看,海上丝绸之路也有“白银之路”“香料之路”的别称。

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板块,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铁器、铜钱等;东南亚板块有名贵木材、香料等;印度—斯里兰卡板块有宝石、棉布等;波斯—阿拉伯板块有香料、宝石、玻璃器、伊斯兰陶器等;地中海板块有金银器、玻璃等;东非板块有象牙、犀牛角等(殖民贸易时代甚至“黑奴”也成为贸易品)。大航海时代以后,美洲的白银、欧洲的羊毛制品等也成为重要的贸易货物。

古代从海外输入中国的宝石,源出于印度、斯里兰卡等地,却在中国明代墓葬中大量发现,尤以北京发掘的明定陵(万历皇帝朱翊钧与孝端、孝靖皇后合葬墓,下葬年代1620年)和湖北钟祥发掘的明梁庄王墓(梁庄王朱瞻垍与夫人魏氏的合葬墓,下葬年代1451年)为著。明墓发现的宝石,品种主要有红宝石、蓝宝石、猫眼石、祖母绿等(世界五大品类的宝石唯有钻石尚未发现,但文献记载有海外采购之举)。郑和航海文献详细记述了郑和船队在海外采购宝石的史实,如巩珍《西洋番国志》载:“(忽鲁谟斯)其处诸番宝物皆有。如红鸦鹘(红宝石)、剌石(玫瑰色宝石)、祖把碧(绿宝石)、祖母绿(绿宝石)、猫睛石、金刚钻、大颗珍珠……”特别是书中记述的宝石名字,还是按波斯语中的称呼来记载的。与梁庄王墓宝石一同出土的还有郑和下西洋带回的“西洋金锭”,生动佐证了这些宝石应该是从印度、斯里兰卡等产地或满剌加、忽鲁谟斯等交易市场购入的。

受沉船保存环境的影响,水下考古发现的沉船,出水文物多以瓷器为大宗。早在唐五代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烧造外销瓷器的窑场——长沙窑。逮及宋元明清,中国瓷器的外销形成了以龙泉窑、景德镇窑和漳州窑三大窑系为代表的产品系列;福建地区的德化窑、磁灶窑以及广东地区的西村窑等窑址,也有不少瓷器外销。有意思的是,有些瓷器品种的创烧,主要不是为了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而纯粹就是为了规模化外销,如以酱釉褐彩为特色的长沙窑瓷器、以白釉青花为特色的唐青花(河南巩县窑)和以程式化开光纹样为特征的所谓“克拉克瓷”(景德镇造,漳州窑仿烧)等。

上述窑口生产的瓷器,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沉船上都有集中的发现。如大量出水长沙窑瓷器的印度尼西亚“黑石号”沉船(共计出水长沙窑瓷器近6万件)、以江西景德镇窑和福建诸窑口瓷器为主的“南海一号”、以漳州窑瓷器为大宗的“南澳一号”、以磁州窑瓷器多见的辽宁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等,皆属此类。目前正在发掘的“南海一号”宋代沉船,使人们有机会亲眼目睹宋元时期海船陶瓷贸易的盛况,实属难得。(来源:营口日报  作者:姜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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